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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历十，年七月二十五日。刘浩然在崇明岛海面检阅海军赞一规队和海防第一舰队，七月二丰八日，刘浩然一行回到南京城。

第二日。监国的皇太子刘焕章前来问安。

“太子。坐。”刘浩然待刘焕章行完礼后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说道，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正是前些日子的《大明邸报》，而他看的版面正是弘文院院士王宜循写的《论墨学》。

在这篇文章里，王宜循首先高举墨子的“兴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提出无论治学还是为政，都要以国家、百姓利益为准绳。

痛斥了杨子之学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王宜循提出，“除天下之害者，常享天下之利；共夭下之乐者，常飨天下之福。”他还吸收了古泰西文明的一些思想加上大明这十几年新学术研究的成果提出，国家、社会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如果人人为自己，那么到后来这个国家和社会也没有存在的基础了。因此，王宜循提出，应当提倡墨学的“兼相爱，交相利”王宜循言明，“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利人其目的故在利人。而所以达此目的之手段，则又因人之利己心而导之。只有为他人，他人才会为你，这样才能组成一个互帮互利的社会。否则，人人为己，这个社会除了争斗便没有什么人道可言了。

在文章中。王宜循还总结了墨学的利，“凡事利大于害者谓之利。害大于利者谓之不利；利于大多数者谓之利。利于少数者谓之不利；能使我良心泰然满足者谓之利，否则谓之不利。”

王宜循在利人的基础上提出大同兼爱的思想，在大爱无差的基础隐隐提出一种平等的思想。

王宜循接着又提及墨学在数学、力学、光学、声学、机械方面的成就，大力赞赏墨子提出的“循所闻而得其义”他带着一点讽刺的语气说道，在一千多年前的墨子及其门徒，已经在科学和技术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知道利用这些科技抵御侵略，保卫城池和国家，想不到千余年后。文人只知道钻在故纸旧书中，不仅沾沾自喜地拾人牙慧，连最基本的数学、知物都不知道了。到了只知圣贤书，不知谷物为何生的“废人”

王宜循还重子的辩学，便将其与古希腊的逻辑学相提并论，他在墨子“别同异，明是非”的基础剖析了墨子辩学的精髓。墨子认为人们运用思维，认识现实，作出的判断无非是“同”或“异”“是”或“非”为此，首先就必须建立判别同异、是非的法则，以之作为衡量、判断的标准，合者为“是”不合者为“非”这种判断是“不可两不可”的。由这一思维法则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思维方法。他把思维的基本方法概括为“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而思维的目的是要探求客观事物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探求反映这种必然联系的形式，并用“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表达出来。

王宜循用墨子辩学与古希腊逻辑学相对比。认为墨子其实已经提出了假言、直言、选言、演绎、归纳等多种推理方法。因此，王宜循认为这应当是大明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

最后。王宜循大声疾呼，夫明文人不能再闭目自大，尊独拘泥，而是应该不分门别地学习春秋战国先贤们的精髓。吸收泰西、印度等文明的长处，以创新精神开创属于大明的新文明。

王宜循的文章可谓是打响了复兴百家的第一枪。一时引起无数的波澜。理学派的文人当然会气急败坏地进行反驳，痛斥其为“异端邪说”有辱圣人，甚至有江南文人要求监国的太子将王宜循从弘文院革名。

但是刘焕章自从上次被江南派当枪使后已经谨慎很多，一时没有表态，后来又看到刘浩然的嫡系一太平派一窝蜂地涌出来支持王宜循，而且还发表了穷发韩非子法术势”法学和荀子的“性恶论”的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太平学派的文人们对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即有批判又有接受，然后又和性恶论结合在一起，提出一个国家和社会必须建立秩序，而这种秩序由于人性有恶，所以光靠自觉的道德去约束无疑是让狼牧羊,必须用法治。“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意思也就是说，圣人治国的方法不是依靠人人为善，而是使人人不作恶。一国之内为善的人不计其数；使少数作恶的人不再作恶，天下便大治了。君王治国，是依靠众人的力量并使那少部分作恶的人除恶。所以不要老是着眼于提倡好的道德，而应致力于建立防止作恶的法律条文。

看到这些太平派学子们出手了，刘焕章也意识到什么了，于是便保持沉默。于是那些江南学派的文人只好自己出手，与王宜循代表的北方学派和太平学派争锋相争。

看到刘浩然将手里的报纸放下，端正和色地看向自己，刘焕章瞄到了那版报纸上的标题，心里咯噔了一下，然后赶紧言道。

“父皇出巡一趟，天恩广泽，只是看上疲惫很多，父皇当保重龙体。”刘焕章斟酌着词句说道。

“疲惫是有的，不过收获也很大。不谈这些，你这些月监国，可有收获？”

“回禀父皇，儿臣到今日才明白父皇建立大明基业的艰辛。儿臣只是监国数月，已经觉得力所不及，而父皇却将大明治理愕如此兴盛，这份操持。儿臣今日才深深体会。”

“丰人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听上去好像很容易。实际这其中掌握火候却是最难的。”

“当年我与三位义兄在定远起事，手下有数百号兵马，开始时为如何管治这些人头疼不已。我乃草民出身，又没有读过什么书。怎么知道这治理之道。后来我想到了一个笨办法。”

听到父皇在传授自己的治理心得，刘焕章不由打起十二分精“；心听权来乃不管是谁哪怕对刘浩然不重理学有意必，口万依然敬佩他几乎是白下这么大一片江山，还将其治理得十分兴盛。

“我先去当一名什长，只管十余号人。这个时候我觉得游刃有余。我只需要用心琢磨这十余人的喜爱优劣，对症下药，一一让他们对我心服口服，自然便得到了拥戴。成了合格的什长之后，我就提拔自己当哨长，管三什人。这是我觉得有些吃力，因为多了二丰多号人。还有三个什长。我现在不能时时去直接管治士兵，而是必须要关注什长。”

“于是我就教三个什长怎么样去管好各自手下的十余号人，如何当一个合格的什长。

教好之后，我再去与士兵们交心。知道那什什长当得好，那什兵练的不错，这一什将是我这一哨的主力，而那位什长将是我最好的助手。”

“接着我再去当队正，我再教各哨长如何当一个合格的哨长，如何去管好各什。就这样，我一直当到了都营，这时我发现，我可以轻松地管理全营数百号人。按照这个方法，尽管我的手下越来越多，我却觉的管治起来并不难，直到我当了皇帝。章儿，你明白了吗？”

“各尽其职，各尽其才。”刘焕章犹豫一会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