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是很讲义气和傲骨的，有“风萧萧兮水易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有“君子不食嗟来之食”，有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大义凛然和冲天豪气。可是，到了宋朝，特别是到了清朝时期，封建统治者，特别是外族和外国统治者为了培植奴才和汉奸，以功名利禄为引诱，以冷酷杀戮为手段，诱引和迫使人们抛弃民族大义，去追求个人享乐和保全情命，使得汉奸文化从而得势。于是就出现了张弘范灭宋于崖山，吴三贵引清军入山海关，洪承畴率清军平定中原，在抗战的国难当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帮助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当时侵华日军还不到200万，而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高达210万，超过了侵华日军的数量。拿我们前面举出的列子说，要不是有那么多皇协军和汉奸的配合，100个日本鬼子如何能管得了有几十万人的县城。而那么多的皇协军和汉奸，确是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所以说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

奴性不光是中国人有，外国人也有。但是，纵观世界上也有一些长期被外国人侵占的国家，却没有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叛徒、内奸和伪军。而且是集团性的精神沉沦，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一大片。仅在抗战期间就有国军将领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政客中的陈公博、周佛海、陈立夫、陈布雷、高宗武，文人中的胡适、陶希圣、梅思平、张君劢、罗君强等，他们都是当时精神意志上跪倒的典型。这也许会让许多的国人感到羞愧和不解。

导致那么多人投敌叛国，分析起来，原因确实非常地复杂，除过有国家观念淡薄、对抗战胜利悲观失望、国家长期不统一、政治力量派别林立、国民政府内部政见分歧，争权夺利（如汪精卫长期与蒋介石争夺最高领袖地位而不得）等诸多外部因素之外，还有许多个人因素，如贪生怕死、贪图富贵和缺少民族气节等。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自宋朝灭亡之后，中华精英文化遭致灭顶之灾，而元朝和清朝的统治，导致汉奸文化大行其道。最为典型的是洪承畴帮忙满清以汉制汉，溥仪在东北帮日本人建立满州国，汪精卫帮助日本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即使现在，有些人为了一点个人私利和得失，就要背叛祖国，成为变节分子和汉奸。如澳洲华裔教员吴维公开辱华，烧中国护照称做中国人是耻辱。还有那个入加拿大籍的记者平可夫，专门从事诋毁中国和出卖中国情报的勾当。中国能出这么多的叛徒和内奸，足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奴性思想的严重性和可悲之处。这实际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一种非常不自信的表现和反映。

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近来在恒河猴身上做了个实验，把一种叫作奴性基因的“D2”的基因注入在猴子身上，从而使得好斗的猴子变成了听话的奴隶，长时间任劳任怨地执行科学家给它们指派的任务。参与实验的科学家同时指出：人类也拥有同样的基因！

实际上奴性人人有之，它并非只是贬义词。比如我们都希望别人顺从自己，都不喜欢别人与自己作对。而且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也在鼓励着奴性，遏制着血性。老师和家长教育孩子要听话，对不听话的孩子进行打骂和训斥。在单位里，领导也是喜欢唯命是从和曲意逢迎的人，以致“要奴才，不要人才”的现象在许多单位是再平常不过的现实。特别是在军队里，更是长官意识，要有令则行，令行禁止。

说起奴性，我们都会嗤之以鼻，极其蔑视，但是，我们自己是不是也会如此，见到领导就点头哈腰，听到不同意见就大为恼火？或是为了一些眼前的利益就抛弃正义，丢掉良心。假若我们自己就在那群被俘的2000多人的国军队伍里，面对20多名押送我们到刑场的日本军人，我们会不会振臂一呼，号召大家与日本军人拼死一搏？

其实这种例子并不少见，印加帝国的大王带着7万大军，却被猪倌出身的西班牙远征军司令官皮萨罗带领的160名士兵杀得尸横遍野，而他自己也被西班牙人所俘虏。之后，还有十多万的印加军队因为没有被俘大王的命令，也不敢对西班牙人发起攻击，最后被西班牙人一点一点地消灭了。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印加大王的命令，没有命令，他们就无所适从了。

奴性是一种潜意识的不自觉行为，不光人类有，包括狼群和猴群等其它动物也都会有。因为它是维护一个群体的尊卑和秩序所必须的品行和习性。但是，我们通常把积极合理的奴性称之为理性，而把那些不顾个人尊严，卑贱的服从意识，奴颜婢膝的盲从，特别是为了享乐和保身而丧失气节和大义的奴性，要予以唾弃和憎恶；对那些投敌叛国，给国家造成严重危害的汉奸和叛徒，要像以色列特工对待残余纳粹战犯那样，不管他跑到天涯海角，也要将其致于死地。

我们应将那些有利于社会与文明的奴性转化为一种理性，而将那些我们嗤之以鼻和有失尊严的奴性自觉地消除。削除奴性需要制度建设，需要激励机制，需要血性和气节的张扬，需要我们对祖国文化和当今社会有足够的自信。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发展，中国人的奴性一定会向理性逐渐地转变。那样，中华民族才会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