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禁止鸦片走私与贸易
清中叶以后，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趸船揽储于外洋，快蟹、扒龙等艇飞棹走私，吸食大小窑口潜藏于内地，吸食者遍布城乡各地，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在乡吸食。鸦片烟毒，危害生灵，“势将胥天下之编氓丁壮，尽为萎靡不振之徒”，野有游民，国无劲旅，这是多么令人可怕的情景!为此，道光帝即位伊始，连连发布严禁鸦片的命令，查拿烟贩，禁民吸食，对地方官查拿鸦片不力者，订立议处失察条例，严饬地方官晓谕居民，不准私种罂粟，防止鸦片蔓延。
道光十一年，他又命两广总督李鸿宾等“确加查核，如何使烟土不能私人，洋面不能私售……务将来源杜绝，以尽根株，勿令流入内地，以除后患”。十二年八月，又谕令各省督抚提镇严禁陆路水师将弁兵丁吸食鸦片。但是，这些禁烟措施并未能遏止鸦片流毒的汹涌泛滥。清统治集团内部禁烟、反禁烟的斗争日益激化。
道光帝采纳严禁主张之后所采取的最具决定性的步骤，是干十二月三十一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令他“驰赴粤省，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他申明派遣林则徐驰赴广东的目的，是为了“积习永除，根株断绝……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林则徐在次年即道光十九年三月至六月禁烟期间的一切行为，都得到道光帝的首肯和支持。他对于林则徐向外商宣示的“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的决心尤为赞赏，称誉林则徐“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道光帝屡次指示林则徐，应于各国船只出入经由要道的广东海口水陆严查，“务使外海夷船，不得驶进口门，妄生觊觎，内地匪船，不敢潜赴外洋，私行勾结……要期除恶净尽”。林则徐不负皇上重托，采取果断措施，终于迫使外国鸦片烟商缴出鸦片二百多万斤。道光帝对此十分满意，将林则徐、邓廷桢等交部从优议叙。并谕令林则徐等查明实在箱数，派委明干员弁解京以凭核验。一些官员认为不值以国家有利之财，糜之于无用之物，同时广州至北京行程几千里，最易被人偷换。道光帝接受了正确的建议，改变了主意，令林则徐等“毋庸解送来京……即于收缴完竣后，即在该处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成知震慑”。林则徐遵照谕令，于六月三日开始，把缴获的鸦片于虎门太平镇当众销毁，至二十五日才彻底销完，共销毁鸦片二百三十七万斤。
道光帝接到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奏报，揽奏兴奋之极，提笔批日：“大快人心一事!”从道光十八年年末开始，在道光皇帝的敦促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全国展开。在广州，二百多万斤鸦片烟渣随海浪冲入大海，倾刻间无影无踪．在沿海各省，鸦片走私船被缉获，走私烟贩被缉拿；在内地各省，罂粟的种植被严令禁止，鸦片烟、烟枪、烟具被收缴、销毁，各种戒烟药丸被分发，吸食者被处以刑法。诚然，在全国各地，禁烟措施在贯彻的程度上有很大差异，有的省份因弛禁派迁延观望、敷衍塞责而使禁烟成效大打折扣。但道光帝是决心在全国切实实行禁烟的，其效果也是显著的，于国于民都有利。英国人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一书中，对道光帝的禁烟、销烟给予了这样的评价：“鸦片是在最彻底的手段下被销毁了在世界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上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这种评论并非过分。
3、武功
1)、鸦片烽火
道光皇帝开始决定支持林则徐严禁鸦片的主张，派他为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到广州禁烟。林则徐坚称：“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林则徐严禁鸦片，必然损害一些人的不法利益，也必然损害英国殖民者的不法利益，因而必会遭到他们的反抗。道光皇帝作为一朝君主、一代政治家，他应该看到或预见到这一点。对英国殖民者可能由此而产生的反应一一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贸易的，应该预先采取防范措施。可惜，他没有做到。结果，鸦片战争兵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清朝失败，以下两点，值得思考：首先，鸦片战争中清朝的失败是必然还是偶然?
诚然，当时英国的确比较先进，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清朝经济落后、君主专制、吏冶腐败、军备废弛。“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事物的普遍性。但事物还有特殊性，要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历史分析。中英鸦片战争，从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可做如下思考：从战略来说：
其一，国力——道光时清朝人口4万万，俨然是东方一个大国，英国当时还没有成为“日不落国”；且英国远涉重洋，长途奔袭，以动对静，以劳对逸。清朝有可能打败英国的侵略。
其二，军事——英国进攻，而清朝防御；英国兵少，而清军兵多；英军后方太远，而清军在本土作战。
其三，民心——英国是侵略的一方，清朝是反侵略的一方，并得到国民的支持。林则徐、邓廷桢发出告示：“如果英夷兵船进入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
从战术来说：
其一，兵力——1840年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统带的侵略军4000人，乘舰船40余艘到达澳门。这支军队，数量有限，只要认真抵抗，完全有把握取得胜利。
其二，后方——当时欧亚交通极为不便，英军战线太长。7月初，侵略军进犯厦门，遭到邓廷桢率福建军民英勇抗击，就北驶浙江定海，定海总兵葛云飞等壮烈牺牲，定海失陷。这时，清朝也只是小的失利。8月，英国派船到白河口投书，向清政府直接威胁恫吓。清军在总体上完全占有优势。
其三，武器——当时英军使用的武器装备，海军虽用蒸汽机装备，但很多还是帆船；陆军虽使用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比清军稍先进一些，但并不像后来差距拉得那么大。
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不胜枚举。道光皇帝的祖先，当年萨尔浒之战、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
因而，从战略、战术分析，清朝有可能打胜这一仗，但清朝却打败了。
其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历史责任是在大臣穆彰阿还是在道光帝？
认识鸦片战争失败原因有一个过程。开始一些人认为责任在严禁派与主战派，其代表是林则徐。道光皇帝罢了林则徐的官，并将他遣戍新疆伊犁。后来一些人认为责任在弛禁派和主和派，其代表是穆彰阿、琦善等。应当说，后者的认识比前者进了一步，但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下面对朝廷军机大臣和大学士的构成做一个分析：道光二十年（1840年），朝廷的军机大臣有：穆彰阿、潘世恩、王鼎、隆文、何汝霖5人，大学士有穆彰阿、潘世恩、琦善、王鼎、伊里布（差往浙江）、汤金钊6人。在京的军机大臣和大学士共8人，其中军机大臣兼大学士的有：穆彰阿、潘世恩、王鼎3人。其中潘世恩状元出身，遇事观望退让，仅为“伴食”而已。这三个人，穆彰阿为领班军机大臣、首辅大学士，潘世恩是穆彰阿的阿附者，琦善是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后署两广总督。所以，朝廷实际分为两派：以穆彰阿等为一派，王鼎等为另一派。因此，主和派的代表是穆彰阿，主战派的代表是王鼎。
《清史稿·穆彰阿传》记载：穆彰阿，满洲镶蓝旗人，嘉庆进士，任内务府大臣、直上书房、翰林院掌院学士、大学士、军机大臣。“穆彰阿当国，主和议，为海内所丛诟。上既厌兵，从其策，终道光朝，恩眷不衰”。穆彰阿是揣摩道光皇帝的心理，观察道光皇帝的意向，才主张和议的。《清史稿·穆彰阿传》明确记载：“穆彰阿窥帝意移，乃赞和议，罢则徐，以琦善代之。”
以上就是说：第一，穆彰阿主和是窥伺道光皇帝旨意而秉承的；第二，因为道光主和，穆彰阿乃跟着赞成主和，这里的主从关系不能颠倒；第三，罢免林则徐是穆彰阿根据道光皇帝意图行事的。像林则徐这样的封疆大吏，钦差大臣，没有道光的“谕旨”，穆彰阿再专权也是搬不倒的；第四，琦善身任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其替代林则徐，没有道光皇帝谕准同样也是不能的。在大敌当前之时，林则徐被斥责、革职并谪戍伊犁，这和当年崇祯皇帝在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逮捕并事后凌迟袁崇焕一样，都是“自毁长城”！历史的悲剧又一次重演。
总之，穆彰阿窥出道光之所思，说出道光之所欲言，做出道光之所欲为，所以穆彰阿始终得到道光的支持与信任。因此，鸦片战争的责任主要应由道光皇帝来负。
此外，道光过于无知。道光皇帝曾问道：“英吉利至新疆各部，有旱路可通？”这是早在康熙时候已经明确的常识问题。道光皇帝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一无所知，却无知者无畏，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依然不屑一顾！
还有，道光过于无勇。他如有当年努尔哈赤亲自指挥萨尔浒大战的精神，有皇太极抱病亲自指挥松锦大战的意志，有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气魄，率军御驾亲征，调动天下“勤王”，等侵略军在天津大沽登岸后聚而歼之，这场战争是绝对不会打输的，当然也不会有《南京条约》之耻。
由上可见，穆彰阿、琦善是体会道光的旨意、按照道光意旨行事的。穆彰阿卖国、误国，最后的总根源是道光皇帝。
在鸦片战争期间，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演出了一场“尸谏”的悲壮史剧。“王鼎尸谏”与穆彰阿得势，这是道光皇帝的两面镜子，它反映出：“君子消沉，小人猖獗！”道光皇帝在位时期，清朝的危机更加严重。道光虽有“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却不能采纳忠言，不能在重大时刻做出正确决策，所以，“国步之濒，肇端于此”。孟森先生认为：“宣宗之庸暗，亦为清朝入关以来所未有。”
从此，西方侵略者用武力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国策。道光是中国两千年帝制史上，第一个同西方殖民者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道光皇帝应负主要历史责任。
2）、平定张格尔叛乱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清军在新疆发起了歼灭张格尔叛乱集团的作战。
乾隆年间，清军平定大、小叛乱、统一天山南北(参见清平天山南路之战)后，大和卓博罗尼都之子萨木克逃至浩罕(新疆西浩罕国，今属吉尔吉斯)。其次子张格尔，在英国侵略势力策动支持下，企图恢复和卓家族昔日在南疆(新疆南部)的统治。
嘉庆二十五年，张格尔利用南疆维吾尔族人民对清参赞大臣静斌残暴压迫的不满情绪，于八月间率数百人潜入南疆，煽动当地民众叛乱。清领队大臣色普徵额率兵进击，将其全歼，张格尔仅率残部二三十人逃往浩罕。张格尔在浩罕，由英国殖民主义者提供装备，组织训练军队，积极准备再次进入南疆。道光五年，张格尔叛军屡以小股袭扰边境，作试探性进攻。六年六月，张格尔与其英国教官乘机率叛军300人，由开齐山进至喀什噶尔(今喀什)城北约60里之阿尔图什(今阿图什)，以礼拜祖墓为名，煽动当地群众反清。新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命协办大臣舒尔哈善、领队大臣乌凌阿率兵1000人进击。叛军大部被歼，张格尔率百余人突围后，裹胁大批群众叛乱。因恐北疆清军来援，竟以出卖祖国权益为条件向浩罕求兵。七月，浩罕穆罕默德·阿里汗亲率万人入侵南疆，攻打喀什噶尔城。后因与张格尔发生矛盾，恐腹背受敌，引兵退走。但有3000人被张格尔诱留，助其攻城。经70余日激战，清守军力竭，八月二十日城破，庆祥自杀。张格尔自称赛亦德·张格尔苏丹，宣布为南疆统治者。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三城，相继为叛军攻占。张格尔控制南疆后，“残害生灵，淫虐妇女，搜索财物，其暴虐甚于前和卓千倍万倍”，与其入疆之宣传完全悖离。广大维吾尔族人民强烈反对，转而支持清军。占领叶尔羌之叛军五六千人，进攻阿克苏(今属新疆)。阿克苏办事大臣长清，派参将王鸿仪率兵600人阻击，在都尔特(今阿瓦提北)被歼，王鸿仪战死。当叛军进至距阿克苏仅80里处，企图强渡浑巴什河时，由库车及喀喇沙尔(今焉耆)来援之达凌河、巴哈布两部清军到达。在当地维吾尔族人民自发组织的数百抗叛部队协助下，击退渡河叛军，并进至南岸立营。叛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被俘斩千余人。叛军不敢东进，东部局势趋于稳定。道光帝命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署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隆阿为参赞大臣，调集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四川5省兵3万会攻叛军。十月间，陕西等地清军万余到达阿克苏，开始转为攻势作战。时叛军3000人据守阿克苏西南约250里之柯尔坪(今柯坪)，该地西南通巴尔楚克(今巴楚)、喀什噶尔，为清军进军必经之路。长龄派陕西提督杨芳，以突袭攻占该地，打开了西进的通道。此时，和阗伯克伊敏亦率当地群众2000余人击败叛军，收复和阗。但因大雪封路，清军不能驰援，又为叛军夺占。
七年二月六日，清军主力开始西进。二十二日在大河拐击败叛军3000人后，次日又击败叛军2万于浑阿巴特(今伽师东)，二十五日再歼叛军万人于沙布都尔，二十八日进至浑河(又称洋达玛河，今博罗和硕河)北岸，距喀什噶尔城仅10里。叛军10余万阻河列阵，亘20里。清军用声东击西战术，先以一部骑兵在下游渡河，将敌军注意力引向下游，尔后以主力乘夜暗由上游急渡，突袭敌阵地，叛军溃逃。清军乘胜 急进，于三月初一日收复喀什噶尔城，初五日收复英吉沙尔，十六日收复叶尔羌，五月收复和阗。前后歼灭叛军近3万。但张格尔已先期由木吉(今布伦库勒西北)逃往达尔瓦斯山之藏堪(参见浑河之战)。道光帝以叛乱主犯未获，夺长龄、杨遇春、武凌阿衔，仍勒限擒获。十二月二十七日，张格尔率500余人潜入阿尔瑚(今阿图什西北)，当其退走时，在喀尔铁盖山(今喀拉铁克山)被清军全歼。张格尔逃布鲁特，被缚送清军。至此，张格尔叛乱平定。
3）、浑河之战
是指清道光七年(1827年)二至五月，清政府平定张格尔叛乱中，清军收复喀什噶尔(今喀什)等南疆西四城的作战。
道光六年六月，张格尔叛军占据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等西四城。伊犁将军长龄于六年八月间上奏，请“发大兵4万，以5000人护粮台，以2.5万进战”。道光帝授长龄为扬威将军，署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隆河为参赞大臣，率陕西、甘肃、吉林、黑龙江、四川5省清军会攻叛军，并调乌里稚苏台及伊犁牛、驼数千、战马2万军用。六年十月，陕西清军先至阿克苏。提督杨芳攻占阿克苏西南约250里之战略要地柯尔坪(今柯坪)，既掩护主力在阿克苏集中，又打开了西进的通路。七年二月六日，清军主力由阿克苏西进，十四日至巴尔楚(今巴楚)，留兵3000人，防叛军迂回后方。二十二日至大河拐，叛军3000夜袭清营，被击败。次日午抵浑阿巴特(今伽师东)，叛军2万据山岗防守，阵地长五六里。长龄、杨遇春率主力由正面，杨芳由右翼、武隆阿由左翼三路进攻。叛军多次由山岗上向下反击，均被击退，终于不支溃退，辎重牲畜尽为清军所获。二十五日至沙布都尔(今伽师西)，叛军数万据河渠堤坝防守，利用苇湖决水淤地制造水障，以阻止清军骑兵冲击；阵地后方并部署有预备队。
清军以步兵由正面越水障强攻，而以骑兵由两翼迂回，实施侧击。适叛军带火药爆炸，清军乘机猛攻，歼敌万余，叛军溃逃。二十七日，清军至河瓦巴特，叛军数万又据岗阻击。清军当夜派吉林劲骑1000，分两路由左右间道秘密迂回至叛军阵后埋伏。次日拂晓，部署步兵由正面，骑兵由两翼进攻。叛军佯退，企图诱清军登岗，俟登至半坡时实施合击。清军步兵使用迭射、相互以火力掩护逐次接敌，至半坡时，跟随于火器手后、身着虎皮彩衣的滕牌兵跃出冲锋，叛军战马受惊混乱，据岗力战。埋伏于阵后的骑兵，由背后发起突袭，叛军大败，被歼过半。
清军乘胜追击，于二十八日进抵浑河(今博罗和硕河)北岸。张格尔叛军10万沿北岸筑垒防守，绵亘20余里。清军整夜以小分队进行袭扰，疲惫叛军。次夜大风，飞沙障目。长龄以敌众我寡，惧叛军乘机反击，欲退军10里，俟风停再攻。杨遇春认为天气昏暗，叛军难辨我兵力多少，更有利我军渡河，正宜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机不可失，乃遣黑龙江索伦骑兵千骑在下游渡河牵制，而以主力乘昏暗由上游急渡，占据上风。天拂晓时，全军皆渡，集中炮火轰击叛军营垒。叛军遭突袭大乱溃逃。清军乘胜追击至喀什噶尔城下。张格尔率少数残部由木吉(今布伦库勒西北)经乌孜别里山口逃布鲁特达尔瓦斯山(今塔吉克斯坦国境内)地区。清军于三月一日收复喀什噶尔城，生俘安集叛军首领推立汗及萨木汗以下叛军4000人。三月五日，杨遇春收复英吉沙尔，十六日收复叶尔羌；五月，杨芳在昆拉(今和田西)击败叛军5000，擒斩其首领玉努斯，收复和阗。至此，被张格尔叛军占据1年的南疆西四城，全部为清军收复。
4）、镇压瑶民起义
道光十一年（1831）十一月，湖南永州江华县锦田乡瑶民联合广东瑶民六七百人，在赵金龙领导下，于两河口起义，迅速攻克两河口地区。道光十二年正月，江华知县林先粱、永州镇左营游击王俊“带兵往捕”，为起义军所败。王俊滥杀无辜以泄愤，激起瑶民更激烈的反抗。起义军迅速发展，各寨响应起义的达一千多人，聚集于长塘夹冲，皆以红布裹首为号。永州镇总兵鲍友智调兵七百，永州知府李铭绅、桂阳知州王元凤各募乡勇数百合力进剿。赵金龙率军突围而出，至蓝山之王水瑶。起义军发展到二、三千人，乘胜进至宁远地区。道光帝调遣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赴剿，并令两广总督李鸿宾、广西提督苏兆熊各防边界。
李鸿宾遣提督海凌阿率军进剿，海凌阿率宝庆协副将王韬以兵五百余由宁远之下灌进攻。义军早有准备，一部分人装扮成清军模样，混入军中，“伪充夫役，为官兵舁枪械”，大批义军则设伏于山沟陡狭之“池塘墟”。海凌阿率军至，义军四处冲杀，“乘高下突”，清军立即陷于混乱，王韬“披枪阵亡”，海凌阿亦被当场击毙。起义军声威大振。道光帝增调“久历戎行，身经百战”的贵州提督余步云至湖南，又布置各地实行“坚壁清野”，并令各瑶寨“自相团练”，使起义军“无食可掠，无人可裹”。经过官兵残酷征剿，到四月才镇压了赵金龙起义。但广西贺县、连州瑶民又分别起义，连败官军，清廷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义军镇压下去。
道光帝当政三十年，在改革内政方面，不无建树，绝非昏馈、贪鄙、淫暴之君，而是一个企图有所作为的皇帝，但是，他并未能够成为一个除弊去衰的中兴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