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若不在，这斗争就充满意义，对与错，必须要搏出一个胜负，才能够让墨家在将来走的更远。

适明白墨家内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非攻”，或者说在于“利天下”怎么利的解释。

此时的七悟害之中，魏越为首的一部分人，属于是高孙子所言的那种“说的太多以至于自己人都信了”的那部分。

他们认为，墨家既然兼爱非攻，如今实力也已经足够，完全可以让墨家作为一个天下和平的稳固者。

墨家守城术如此高超，火药之类的守城器械又在牛阑邑一战中展示了惊人的效率，不如在晋楚之间活动。

帮着晋楚修筑一系列的堡垒，让进攻一方完全无法获得优势，从而获得一个被迫的和平，以利于天下。

同时，魏越又认为，墨者应该大规模出仕。

现在各国都知道的墨家的手段，君王震动，不如趁此机会大举出仕，从而影响到君王的决策，劝说君王非攻和平，从而不需要流太多的血，就能大利天下。

从某种程度上看，魏越的说法并无错误。

如果真的可以墨家大举出仕，在晋楚边境上修筑一堆改良后的牛阑邑那样的行墙堡，让进攻方无可奈何，那么这种恐怖的和平也真的可以出现，并非不可能。

魏越的想法就是，这种和平之后，大规模推广墨家的技术，同时控制各国的官吏，使墨者可以不需要血火就达成利天下的目的。

如果墨家可以依靠天志、技术、学问，垄断各国的官吏，帮着各国完成变法，依靠修筑各国长城和边境堡垒，形成一种进攻方得不偿失且容易陷入危险的环境，那么这样天下安定也是达成的，而且比起墨家现在要做的，既少流了许多血，速度也更快，难度也更低。

并非是魏越不是个合格的墨者，只能说他的想法和适完全依靠墨者安定天下的想法有分歧。

这种分歧并非是此时才出现的，而是源于墨子年轻时候的一些想法。

在沛县经营、商丘大战之前，墨子也只是构想了一个“人人平等”、“选贤为任”、“非攻兼爱”、“交相得利”的完美天下。

这个天下怎么达到？

具体的制度又是如何？

墨子还并未形成完善的体系，传授弟子的时候也就不可避免的带上了这些想法。

二十余年前，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

而现在，局面不同，这些想法就完全不切实际了。

若是现在，应该是子墨子游，问适曰：“既得见四方之君，汝则将何意？”适对曰：“凡入国，必察其政务。国家昏乱，君必不义，攻之废之；国家贫弱，君必不义，攻之废之；国家憙音湛湎，君必不义，攻之废之；国家务夺侵凌，君必不义，攻之废之……”

这两种分歧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墨家改组之后，在泗水流域发展的极好，让墨子看到了适选的这条路是可行的，而且是完全可以大利天下的。

但这个分歧早已产生，并且在几年前商丘一战之后，变的激化。

商丘一战后，墨家为了占据道德的制高点，适为了让墨家内部一些心存幻想的人彻底绝望，搞了一个最终成为笑话的弭兵会盟。

弭兵会盟的结果夭折，一部分人对于王公贵族彻底绝望，这是适所盼望的。

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种弭兵会盟可以继续搞下去，商丘之战的弭兵会夭折，在于墨家没有尽全力。

牛阑邑一战之后，局面更是让很多墨者认为：既然墨者守城这么强，火药和行墙堡可以让攻城一方无可奈何，只要在晋楚边境修筑许多的行墙堡，那么弭兵会还是可以成功的。

墨家的精力，应该放在这件事上，在中原付出更大的努力，促成天下的无奈和平。

另一方面，商丘一战后，宣义部在巨城大邑大肆宣扬墨家的道义，尤其是期待天下和平弭兵的想法，吸引了很多人。

这是适为了吸引更多的“同路人”了解墨家，加入墨家。

但是，在宣传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出了问题。

适不可能作死，直接说“墨家符合铁器牛耕火药时代的制度都已经定好了，来吧，来沛县加入墨家，搞掉诸侯，干掉天子，建立乐土……”

这么说，只怕墨家现在就完蛋了。

所以，他只能大肆宣扬商丘一战，墨家为了利天下、为了天下弭兵，以此吸引那些有志于利天下的市井游士游侠，扩充墨家的实力。

问题就在于，这么说的结果，就是内部很多人也相信了，也认为大有道理，也认为可以和诸侯贵族合作，快点达成天下弭兵的成果。

而商丘之战后，涌入沛县的众多游士，也让墨家内部不少人看到了希望：这样的路线，会吸引更多的天下贤才加入，墨家也可以扩张的更快，也就能够更快利于天下万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