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远看，这自然是为了利天下。

但从短期看，其实这是为了南郑、汉中，也是为了将来入蜀做最后的准备。

泗上的位置凶险，将来一旦立足稳固，正式和旧制度宣战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列国围攻。

泗上的事，不能在泗上解决，必须在楚国解决。

将来真要想要做撼动天下的大事，襄阳鄢郢，这就是墨家在楚国的支撑点。

想要襄阳鄢郢安全，蜀地必须不能在别人手中，而蜀地的情况特殊又难以做楚国这样的规划，那就要把南郑汉中拿捏在手中，不管用什么方式。

堵死秦国南下的路，蜀地不失，将来墨家搞大事的时候，西线就安全。西线安全，墨家就等于占据了战略主动：南阳、泗上两线，可以互为支持。

攻泗上，则从南阳北伐，威胁伊洛和韩魏腹地；攻襄阳，则从泗上北上，瓦解各诸侯国联盟。

汉中在这个战略之内，位置就变得极为重要。守，可以防止秦国占据汉水上游，只能选择从商洛方向进攻；攻，一旦有机会，又可以入蜀，让墨家在长江、淮河一线的布局上下游连成一片。

一旦明确喊出和旧制度、旧规矩彻底决裂的口号，需要考虑的就是各诸侯国国君的疯狂反应，到时候他们很可能放弃一些矛盾，全力围剿墨家。

为此，十余年前适就在准备，而现在蜀地终于需要拓展的时候了。

这一次前往蜀地的墨者，带来的是墨家中央的指令：促成造篾启岁和蜀公主的婚姻，推举墨家人出仕主持都江堰的修筑，在完成之后，请封南郑，以“为蜀守北疆”的名义，将墨家在蜀地的重心移到南郑汉中。

这件事的促成和决心，既有现实因素，未来目的，也有历史因素。

在蜀国治水，是个有些敏感的事，尤其是如果治理的非常好、完成了都江堰之后，更是如此。

因为古时蜀王杜宇的时候，其相鳖灵就是靠治水起家，从而获得了民众的拥护，来了一场“禅让”的政变，蜀国的王权旁落。

作为鳖灵的后裔，蜀王杜别定然会很忧心此事。

现在墨家在蜀地经营，在蜀王看来需要拉拢，因为不知道墨家的行事风格和组织结构，所以想要利用封建姻亲的模式，让墨家为他所用。

可是一旦都江堰修建完成，墨家在蜀地的活动也必然会引起蜀王的注意，到时候如何赏赐就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到时候名望既高，民心依附，虽说还有数百年的传统承认蜀王的合法性，但如果不能够奖赏反而谋害墨家众人，必然会造成蜀国的混乱。

不赏，墨家到时候已经展现了能力，而随着马镫、铁器的出现西传，秦国到时候如果在西河打不开局面，定然会选择南下尝试，蜀国又需要人才。

这样一来，借此机会，请封南郑，以守北疆，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南郑远离蜀国腹地，石牛道尚未修建，运兵运粮都极为困难，防守不易。

可是南郑又是压制巴国、秦国、楚国的重要城邑，秦蜀之间围绕着南郑已经打了几十年，蜀王也不会放弃。

这时候居然会有大功之人，愿意远离都城去南郑四战之地，蜀王必然会同意。

这样一来，墨家可以继续在巴蜀经营商业、积累民心，一些敏感的人物可以离开蜀都的政治中心，避开不必要的政变。

同时，汉中算是“山高皇帝远”，在那里怎么搞，蜀国这边也管不到，到时候便可以放开手脚，按照沛县泗上的模式，进行变革和建设，成为将来墨家要搞大事的要地。

汉中在手，秦国不能南下，要么选择和魏国死磕；要么在马镫等西传的情况下，转而向西进攻义渠、乌氏拓展空间。

汉中在手，借终南山之险，可以防御秦国，同时沿着汉水向巴发展。局面一旦打开，将来墨家若是趁着楚王死、楚国变革派和守旧派混乱的局面在鄢郢举事，或者支持楚国的某位公子，那么鄢郢的上游就可以保证安全。

上游保证安全，襄阳就可以将楚国的南阳腹地一分为二，守住鄢郢，控制楚都，占据上游优势，若是各国干涉，那么汉中可以支援。

如果只有泗上、越、淮北，墨家到时候的局面就会很危险，全面处在被动之中。而汉中、鄢郢，这就是夺取战略主动权的重中之重。

再者，适对于秦国还是有着历史的恐惧，无论如何不能让秦国走历史上的正确战略：卡住南郑，绝不让秦国有染指巴蜀的机会，巴蜀不得，秦国就是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