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论调到了其学生尾崎行雄那里，更成了赤裸裸的“强盗言论”：“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亦为中华民族之幸福也，世界各国如有反对我并吞中国者，亦为反对世界之幸福也。”这远非文人一厢情愿的自慰之语，其背后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速膨胀起来的对外扩张的野心。

1869年，也就是明治维新第二年，“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积极建议明治政府扩充军队，同时他还提出：“遣使朝鲜，则其无礼，如不服，则兴问罪之师，借以大振神州之威。”与其主张相呼应的是明治政府的所谓“大陆政策”的谋划。

自1879年起，明治政府设置专门机构，主管武器、船舶和铁路的建造，将几乎整个国家的工业建设直接与国家的战争需要相挂钩。

1882年，明治天皇颁布《军人敕谕》，强调军队必须对天皇无条件地效忠，天皇是军队的大元帅，并要求军人奉行武士道精神。1890年，明治天皇又颁布了《教育敕谕》，将武士道精神扩延至全体国民，要求国民对内遵从各种礼仪规范，对外则要为天皇“奉公扶翼”。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割地赔款，损失惨重，民族灾难愈加深重，而对日本来说，甲午战争是其“大陆政策”真正实施的第一战，也是其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一步。从甲午战争中获取的巨额利益使日本朝野产生了“战争可以发财”的怪想，对于国土面积狭小，而人口日益增多的日本来说，靠战争发财，并“开疆拓土”实在是非常具有“诱惑力”，而日俄战争的胜利使得这种诱惑力急剧膨胀。这一时期，以日本为中心的“大日本膨胀论”、“大东亚新秩序”纷纷出炉，与此同时，对中国的研究也以所谓“支那分割论”、“支那国民性研究”等名目展开。

1927年4月，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组阁，6月末，田中内阁召开了为期11天的东方会议——“东方”指的就是中国。这一名称上的“错位”将田中内阁的内心世界表露无遗。在这次会议上，田中义一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这一纲领实际上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基本方针。田中义一在这份纲领中宣称：“关于满蒙尤其是东三省是在国防上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有特殊的考虑的责任。”依照这一纲领，田中内阁将侵华列为基本国策。

7月25日，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提交了一份秘密文件，这份文件的名字叫《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在这份奏折里，田中义一毫不隐晦地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中国东北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国民一方面采取不抵抗政策，一方面向“国联”提出抗议，希望“国联”能“主持公道”。经过3个多月的争论，1932年初，“国联”派调查团来到中国东北，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调查团出示了近20万字的报告。报告并没有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予以谴责，认为中国抵制日货是“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并认为中日两国都应该从中国东北撤出武装力量，由西方各国共管。

这份调查报告可谓两面不讨好，既让中国代表斥其无原则，也让日本人大为不满。1933年3月28日。日本以该报告书没有说明真相为由，退出了国际联盟。此后，日本加速了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军国主义由此走向了一条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