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高兴之余，酒后狂言。筱月桂说，她听到有人从漠北戈壁来，跟她说，那里的蒙古牧民，都知道上海有个女人，唱得好歌，当了司令。他们很想邀请这个女司令到草原赛歌会上一试身手。

余其扬说，他知道的情况更有趣：也算洪门支脉的陕甘袍哥，派人到上海询问，上海洪门立幼童为山主，由其母筱月桂垂帘听政，是否有其事？

筱月桂听了这故事，脸上依然笑开颜，心却沉了下来，什么事情都不可能永是好事。

那些在报道中用词不慎煽风点火的报纸，一个个来向筱月桂道歉，希望她不会追诉。筱月桂只是说：“你们从此好好报道我，我就不提此事。”

她知道她的个人历史，多刷白漆不会更白，恐怕现在大部分上海人，心里都认为她确实做过婊子，只是为她打一仗的勇气喝彩，看热闹而已。

有一点好，现在的城里人像小孩，马上会忘记这件事，心思又转到别的新鲜事上去。只要报纸用新的筱月桂覆盖旧的筱月桂，那么旧的筱月桂就会消失到历史的迷雾中去。

我对筱月桂说：“我写传记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只说你喜欢听的。”

但筱月桂行事作风一如当年：“不成，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许多事都是身不由己，想来都心疼！”

从窗帘漏出的一些缝隙看见，远处霓虹灯洋字连篇，光怪陆离。

每次我跟筱月桂争论，总好像自己跟自己闹别扭，我便说：“好好，我让步，我放弃。我们只谈吃喝。”

过了几天，她却问我：“写得如何，进展顺利吗？”

我心里没说的话是，她做的坏事，对我吸引力更大，我的读者想必也想读到她的“劣迹”。

她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那你就写吧。”

光看她将房事上的兴奋和快乐，那样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就太不像一个正派女人。

不过我感觉到这个女人，早就猜中了这个世界的一些肮脏秘密。

她曾借某个舞台角色之口，唱出过一首打油诗：

说我俏，

说我丑，

说我就是加我寿。

讲我好，

讲我坏，

讲我就是添我财。

常荔荔听了哈哈大笑，随口把它翻译成英文：

Good publicity，

Bad publicity，

Any publicity

Is good publicity.

后来阮玲玉因为报纸刊登她的婚内外男女关系纠葛，在上海愤而自杀，震骇全国。筱月桂也去送了葬，献了花圈。不过她却对我说：“这个女人，生错了年代，大概自以为是尤三姐！‘人言可畏’就自杀？从乞丐不如的地位打出来的人才知道，无人言才可畏，沉默才能杀人！”

在与我长聊时，她说得更绝妙：“哪个记者骂我是婊子，我肯定给他一个耳光，而且一定要打出红印，让他可以有证有据去大喊：我被婊子打了耳光！”

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也会是这么一个傻瓜记者，被筱月桂利用了。但我已经成为筱月桂的好朋友，当然往好里想这话。既然我们双方都同意一切事实照录，毫不掩饰，那我就再讲一件事，也是发生在1926年。

那一年发生太多的事，待我慢慢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