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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二年显然从一开年，就没有丝毫要消停的意思。

武臣那边，京营三大营的军改搞的上下鸡飞狗跳，文臣忐忑了没几天，悬在脖子上的那把利刃也掉了下来。

吏部接连过堂，结果出来的时候，整个南京的文官似是给挨个斩去了三魂七魄一般，还是一刀一刀慢慢磔着肉的那种。

原因无他，今年京察的标准太严格了，严格到几乎有些不近人情。

前后历时六天，中低级官员被噼里啪啦地责罚了一片，到了高级官员这里稍微好点，但也好的有限，稍有不慎，就要被重罚。

而这种远超洪武-建文时期的京察标准，自然是姜星火所要求的，因此，他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朝野非议，对此大为不满者不在少数。

但姜星火并不在乎，变法已经到了现在这个程度，想要不得罪人，想要你好我好大家好，肯定是不可能的。

而现在姜星火就要趁着自己主导着朝政的这三个月，大刀阔斧地完成他想要做到的变法。

这是京察的最后一天了。

“赵羾。”

姜星火与吏部尚书蹇义一起坐在吏部大堂上，看着眼前这位四十岁的“年轻人”。

赵羾，字云翰，河南人，洪武朝的时候通过乡举进入了国子监，后来在兵部职方司任主事，老朱觉得这人有才，升了员外郎，建文朝的时候任浙江参政（从三品），献捕倭寇计策有功，永乐朝继续任浙江参政，治水的时候跟姜星火打过交道，长于海事，现在是回京述职但还没有任命，姜星火打算让他在总裁变法事务衙门提举市舶司诸事。

赵羾坦荡地与姜星火对视了刹那，旋即低下头去。

“开始自叙吧。”

“.”

在众人的过堂自叙和评审中，不知不觉，一上午就过去一半了。

“还有几个？”

“最后两个了。”

巧的是，最后这俩人，姜星火还真都认识。

倒数第二个人便是前几天去五军都督府时，兵部尚书茹瑺后边跟着的小跟班，一直没说话，但姜星火认得他的脸。

随后，听着这人的自叙，姜星火翻了翻他的资料。

方宾，杭州府钱塘县人，同样是洪武朝末期从国子监提拔出来的那批人.朝廷上的中生代都是这批人，因为当时朝堂都快被老朱给杀光了，很多都是直接从国子监出来就做京官了。

不过方宾的起点比较高，一开始就在兵部和刑部打转，然后还担任了应天府知府，惹了勋贵被贬到广东，建文朝的时候经过茹瑺的推荐，复召兵部武选司郎中，这可是兵部一等一的肥缺，看起来是茹瑺的心腹无疑了。

官面文章上做的漂亮，有政绩，官声也不错.这种人精，即便想卡他也抓不到把柄，蹇义和姜星火没为难他，直接过了。

最后一个人稍微特殊点。

人还没进来，声音就传来了。

“蹇公、国师！”

来人名为吴中，身长七尺有余，声若洪钟，面上坦荡磊落，却是个能算计、有主见的，背景不简单。

洪武三十一年的时候，同样是国子监出身，在大宁都司担任经历，朱棣千里奔袭大宁，吴中率众文官迎降，朱棣见他长相丰伟，应答明畅，非常赏识，在朱高炽麾下先后负责蓟州、北平等地的守备和粮饷转运工作，如今官至大理寺丞，顶头上司是口蜜腹剑的大理寺少卿吕震，听说跟大理寺卿陈洽关系不太好，但吴中跟大宁系的几位侯伯和朱高炽的关系都相当紧密若无意外的话，就该是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了。

姜星火看了看吴中的评价，大理寺少卿吕震和大理寺卿陈洽全给了差评。

待吴中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天以后，喜提了一个“不称职”下堂，整个人脸都黑了。

吏部众人又忙乎了半晌，整理资料归档，制作表格，最终版的京察记录就算是做完了。

“诸位辛苦。”

“国师辛苦。”

姜星火的目光尤其在吏部的考功司郎中金纯面前停留了片刻。

金纯，洪武三十年才从国子监出道的年轻人，步入仕途是因为被当时的吏部尚书杜泽看中，经杜泽推荐，老朱把他扔到了吏部，先后任文选司员外郎、考功司郎中，很得蹇义赏识。

此人精明强干，精力几乎无穷无尽，这段时间给姜星火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已经很少见到能每天不怎么睡觉就可以精神充沛地从事大量工作的肝帝了。

姜星火从金纯手里接过一摞文书，蹇义亲自拿着另一摞，两人去宫里见皇帝。

京察的过程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其实是结果和后续。

皇宫，奉天殿。

朱棣身边有姚广孝、金忠、金幼孜等人，显然是在商议军事谋划上的事情。

“臣惟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庙堂之上，所当日夜图画者，亦莫急于边防。

靖难以来，边境空虚，虏患日深，臣等屡蒙圣谕，严伤边臣，人心思奋”

“哼，盛庸倒是会说话。”

奏折是新任大同镇总兵官历城侯盛庸上的。

南军这些名将，譬如盛庸和平安等人，算是在战争过程中从中高级军官里靠着战功逐渐崭露头角的，南军兵权交替的转折点，就是建文二年四月李景隆兵败白沟河逃往济南，济南一座孤城危在旦夕，而朱棣亲率燕军尾随而至，李景隆直接润了，当时都以为济南要失守了，谁料盛庸与铁铉一文一武全力固守，燕军围攻济南三个月打不下来，被迫撤退，这直接成了靖难之役的一个小转折点。

如果当时盛庸和铁铉守不住济南，那么在南军大溃败的情况下，燕军肯定能取得更大的战略主动权.正因如此，建文二年九月论功时，盛庸被建文帝封为历城侯，食禄一千石，随即被命为平燕将军，任总兵官，陈晖、平安为左右副总兵，马溥、徐真为左右参将，铁铉进升为兵部尚书参赞军务。

你说能不能打，既然能跟朱棣作对好几年，那肯定是能打的，但跟这些靖难勋贵一样，也算是时势造英雄吧。

可如今的盛庸，也只能是在兵少将寡的大同镇老老实实地蹲着，想要发挥一点，那就只能靠自己积极表现了。

“今谈边事者皆日：吾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臣以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军伍虽缺而粮籍具存，若能按籍征求清查影占，随宜募补，着实训练，何患无兵？捐无用不急之费并其财力以抚养战斗之士，何患无财？悬重赏以劝有功，宽文法以伸将权，则忠勇之夫孰不思奋，又何患于无将？臣之所患，独患无奋励激发之志，因循怠玩，姑务偷安，则虽有兵食良将，亦恐不能有为耳。”

话都是套话，但翻译过来，便是盛庸觉得虽然客观条件确实不太行，但作为边将，他认为只要努力发挥主观能动性，事情还是大有可为的。

但这话就看怎么理解，既可以理解成盛庸勇于任事、主动求战，也可以理解为盛庸觉得大同镇虽然可以整顿，可底子终究还是太差。

最关键的就是那句“臣之所患，独患无奋励激发之志”了。

“你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工部右侍郎金忠只是笑道：“怕是盛庸、平安等将听闻骤然改制为九边，心头惴惴，故而上书试问吧。”

金忠这人出生名门望族，可惜早年家道中落，尝尽了世态炎凉，而其人自小博览史籍，熟读兵法，从燕王府看门的大头兵一路做到二号谋士，胸中韬略自然是不凡的，若是“黑衣宰相”姚广孝能称个“小诸葛”，那金忠其人随燕军南征北战，赞理军务，运筹帷幄，也可以称个“小法正”了。

“金幼孜。”

朱棣扶着腰唤道。

“臣在。”在一旁默不出声的金幼孜躬身应道。

“国不乏良将而乏忠勋，苟有拳拳之心，当竭力以奋，自彰于日月也就这么回复历城侯。”

见姜星火和蹇义来了，朱棣示意他们先等会儿。

围绕着堪舆图和沙盘，几人又做了好些功课，姜星火在旁边看了看，军事上他是半吊子，百人战术级别有经验，整个战略层面也能吹一吹，但要是像他们这样详细地谋划整个战役，那肯定是不太行的，没办法，没干过这种高级参谋的工作。

朱棣等人在认真研究在经营三大营整编好以后，干脆利落地拿下秦、晋两藩。

只要能达成这个目的，再加上安南现在已经在撤军，那么大明在整个国内和南线，就基本没有任何军事上的压力可言了.海外的郑和舰队另算。

显然，大明的军事重心，正在逐渐缓慢但不可阻挡地往北线偏移，整个帝国的军事资源，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其他的什么，都在往北线倾斜，这是下一步的大战略方向，谁都动摇不了。

“伱们两个先回去吧，荣国公留下。”

当金忠和金幼孜都收拾好离开以后，朱棣掩上了地图，看向姜星火和蹇义。

这几天高强度过堂的京察，显然给他俩也折磨的不轻。

“结果都出来了？”

“出来了。”

蹇义瞥了一眼姜星火，说道：“按国师的意思，从严从重，八法之下，哀鸿片野。”

这里蹇义说的“八法之下，哀鸿片野”，指的是京察的八个不合格标准，也就是“贪、酷、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弱”，不合格的处理办法就是革职、降级、调职、勒令致仕。

而如果说一年一次的考成法还比较“温柔”，更注重怎么激励鞭策官员的话，好几年才来一次的京察，那就是暴风骤雨般的重点打击了，而且京察跟考成法还不是一个逻辑，两者也不冲突，至少在永乐元年开始、二年结束的这次京察，基本上是跟考成法同步的，只不过略有出入的是，考成法合格的人，京察还真不一定合格，因为考成法只考核工作业绩，京察还考核道德操守和年龄。

但朱棣对于蹇义带着略微不满的暗示完全无动于衷，甚至看着名单，还有些喜笑颜开。

“好死！”

朱棣心里暗叫一声。

把这些混吃等死的废物都罢黜出各部、寺，朱棣才叫看着清爽，尤其是一些平常就跟他摆老资历的，这次姜星火更是如他所愿，按照京察的祖制，年老而无能者，统统勒令致仕。

姜星火慢慢悠悠地从怀中掏出一份奏折，当众递给了朱棣。

按规矩来说，这当然是不符合流程的，怎么也得走通政司或者走内阁。

但现在姜星火自己就管着内阁，内阁几个摆烂小子不干事，姜星火一个人干一样好好的，所以就说这奏折自己写的然后交给自己转交，好像在流程上也没什么问题。

“国师自己念吧。”

朱棣懒得看，干脆叫姜星火自己念出来。

姜星火慢悠悠地念道：“臣以为今日大明之时势，非外之诸边不靖，实内之吏治不修也，经京察一事，方觉吏治不修，此乃天下大患.诸边不靖，非不可以攘也；财货不充，非不可以振也。然庙堂吏治败坏，如之奈何耳？庸者碌者，上下流毒。”

“彼者，此之鉴，彼为之而不禁，则此得据之以为辞；前者，后之因，前行而无疑，则后即袭之以为例。”

“及其耳目纯熟，上下相安，则反以为理所当然，虽辩说无以喻其意，虽刑禁无以挽其靡，有难于卒变者矣。”

“积弊已深，非雷霆之下不足以肃清；陋规渐循，非整顿朝野不足以矫正。”

蹇义闻言，一时愕然。

“国师觉得京察这么大规模的整顿，还不够吗？”

“不够。”

姜星火正色道：“当然不够！”

“姜某以为，如今这大明，就如一个身患肺痨的年轻人，几剂猛药下去，虽然看起来有所好转，可还是气血两亏，气便是风气、血便是经济，血可以自己缓缓造，终归会充盈起来，可这气若是不通，纵然血不亏了，还是处处堵塞什么是风气？便是官宦场上的这些歪风邪气，这些歪风邪气历经洪武朝三十余年积累，已然是根深蒂固，成了从上到下都公认、默认的事情，光靠一次京察，就像是人喝一副汤药，下肚了，洗涤了，可就真能马上把堵在五脏六腑里的邪气冲干净吗？自然是不能的！”

“可实际上，无论是边事还是经济，归根结底都是要人去执行的，人的风气出了问题，做什么都是歪的，所以决不能浑浑噩噩，一起沉沦。”

姜星火掷地有声道：“积重难返而当返，难于卒变而应变！”

蹇义不敢苟同，但他也不能不让姜星火说话，对此只能不置可否。

在这些老成持国的大臣看来，任何对现状的改变都是危险的，任何制度既然存在都是有其合理性的，而试错对于整个体制来说，意味着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最好的改变就是不改变，最好的制度就是现在的制度。

可变法一旦开始，就如同水坝开始开闸放水，一开始或许还是涓涓细流，到了后来便是无可阻挡的惊涛骇浪，如何是一块石头、一滩烂泥所能阻碍的？纵然是另一道大坝，怕是也会被拍成碎末。

蹇义所担忧的，也正是这些。

如果考成法不够、京察不够，那么接下来就会扩大化，造成更多的官员被卷入其中，很容易就会扩大化成洪武四大案那种规模的庙堂事件，到了那时候，就算后悔也来不及了。

历经过这些事情的蹇义很明白，扩大化的结果就是攀咬，继而人人自危，君不见洪武四大案，哪一案不是杀的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但朱棣不在乎这些。

在朱棣看来，这些建文朝遗留下来的官员，隔一个宰一个，剩下的肯定也有不少说过他坏话，视他为弑君篡位的逆贼的。

而且姜星火如果打算继续借着京察的尾巴来革新吏治，那么对于朱棣来说也是好事，杀一杀这些洪武-建文旧臣，再换上来一些自己人，又不用自己出面，何乐而不为呢？

“那国师以为，经过这番京察，发现庙堂上的风气积弊是什么呢？”

“人有痼疾，医生要望闻问切找出病因，才能以砭石医之，转赢弱为健硕，庙堂有疾病，自然也是这个道理，姜某看来，吏治不行的风气，主要在于八弊。”

“其一，执法不公。”

“自通变之说兴，而转移之计得，欲有所为，则游意于法之外，而得倚法以为奸，欲有所避，则匿情于法之内，而反借法以求解。爱之者，罪虽大，而强为之一辞；恶之者，罪虽微而深探其意。讵为张汤轻重其心，实有州犁高下之手。”

“其二，贪赃枉法。”

“名节者，士君子所以自立，而不可一日坏者也。自苞苴之效彰，而廉隅之道丧。名之所在，则阳用其名而阴违其实，甚则名与实兼违；利之所在，则阴用其实而阳违其名，甚则实与名兼用之。进身者以贿为礼，鬻官者以货准才。”

“其三，繁文缛节其四，嫁祸争妒.其五，推诿误事.其六，党伐掣肘.其七，因循塞责.其八，浮言议论。议论多则成功少，而乃彼之所是，此之所谓非也。甲之所否，乙之所谓可也。事应立，而忽夺其成；谋未施，而已泄其计。苍黄翻覆，丛杂纷纭，谈者各饰其非，而听者不胜其眩。”

这八点，可谓是办公室政治的精华所在，所谓半部《首相》治天下，用的也是这些招数。

第一阶段，我们宣称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第二阶段，我们说也许有事发生但我们不该采取行动。

第三阶段，说也许我们应该采取行动，但是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第四阶段，也许当初我们能做点什么，但现在已经太迟了。

但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

姚广孝补充道：“人之受病有形，则可循方而理，若本就是个病入膏肓之人，却偏偏起居如常，那才叫积之甚久、受之甚深，这才是为什么吏治是变法深入后的头等大事的原因，经济造血容易，可吏治肃清风气却难不过医者有抉肠涤胃之方，善治政者自然也有有剔蠢厘奸之术，全看陛下是否愿意而已。”

朱棣点点头，姜星火说的肯定是有道理的，吏治风气这种事情，说严重也不严重，拖着也死不了，但你要说不严重，那也不对，这里面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在于病得多重，而在于沾染了不好的风气以后，整个朝廷都对此麻木而毫无知觉，这才是最可怕的。

但好在，现在一切都有可为。

“国师的‘剔蠢厘奸之术’，不妨说说吧。”

指出问题谁都会，最关键的是怎么解决问题，而朱棣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指出问题的人。

姜星火并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在他前世的嘉隆万大改革时期，怎么解决明朝吏治问题，高拱、张居正等人，早就给出了一套成熟的、系统的方案，都是对症下药的好东西，只需要结合明初具体的时代背景稍加修改就能拿来就用。

“革新吏治，头等大事就是多执行而少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