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处的李广元。”

“为什么让谍报处的人完成您的任务？”

“因为他能干别人干不了的事。”

梅思品来的电话使常凯申摆脱了令他十分不快的谈话。上面问民航在何种程度为利益服务。丁末村立即召集在空军工作过的人。借此机会，常凯申请求离开。丁末村漫不经心地表示同意。他发现梅思品提的每个问题中部没有陷阱，他不希望梅思品向上面报告。即使上面不再象以前那样对待梅思品，他们也还是联系密切。汪主席总是受别人的影响，不知梅思品会胡说些什么，难以预料上面对那些闲言碎语的反应。

常凯申又读了一遍李广元的电报：“队长答应在近三天内提供一系列有意思的材料。我认为可以继续工作。有何建议？”

他拿起电话，要通了电台，口述道：“李广元。迅速报告已进行的工作。不能等待三天。常凯申。”

五小时后队长来了，李广元建议去散步。他们出来后，李广元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大衣口袋。队长明白：谈话要录音。他压低声音，谈到几个月来常常有可疑的人出现在农舍附近。

但是他的上级禁止向南京报告。有两次露面值得怀疑。他们的车在夜深入静的时候不开车灯。有一天发现一个方位未有出的电台发报。

李广元的眼、手和面部的表情都在示意，音放大些，让录音机录下来。队长点了一下头。

最后，李广元几乎是在用耳语问：“丁末村对这些报告有什么反应？”

队长按照施李广元早晨的吩咐回答，“他们禁止向丁末村发出不利的情报，似乎他的姑息使丁末村感到不安。”

李广元看了看表。磁带就要到头了。已经停了，发出啪的一声响。

“磁带到头了。”李广元轻松地说，“队长他，没有来自瑞士的复电，我已经问过了报务员，报务员默不作声，所以您要安排我同您的接头人见面。”

“这不可能。那些家伙他们不会让您脱离保护。”

“是的。所以您要安排在这里，在花园的大门附近。您可以带来多少人？”

“您的话我有点儿不明白，队长。”

“再简单不过了。把您的人领来，我们撤走岗哨，我对付那些卫兵，我们一道到山里去。我劝您今天把家迁到别的地方去，他们在家什么也干不了。”

“这太危险了。”

“当然啦，”李广元说，“可是把妻子和孩子留作人质更危险。您也明白，我们的小队不是到这儿来玩掷圈游戏。不是我，也会有别人把您握在手心，而且别人会首先把您的妻于和孩子扔进地窖，用威胁手段对付他们，当着您的面。”

“我的接头人大概要请示。常凯申没有破译他们的密码吧？”

结果李广元犯了错误，“假如他看到这些电报，”他回答说：“您早成了焚尸炉里的烟。”

队长答应李广元进攻城堡，并商定今天晚上草拟与反对汪伪的人采取共同行动的计划，然后他去了司机和爪牙们住的房子，讲了两个蹩脚的笑话，讨论了明天的工作，最后动身，在那里他用专线电话对丁末村说：“小队在跟踪追击，把他们从这里调开吧。”

说完他放下电话。就这样他完成了上级的命令。那边刚刚通过备用联络渠道通知他：“将胁迫您替发密电的人从这边挤走”

不管怎样，了解他与西方进行接触的丁末村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掩护。

队长在家里喝掉了一瓶白兰地，不过没有醉。给丁末村打完电话，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按神经系统所暗示的进行，但是他没有感到轻松，恐惧仍末消失。他不时回想起李广元说的他的家属会成为人质的话。他不能独自存在，他需要上边的入发号施令，不然他什么也干不成会双手冰凉、失眠、浑身发冷。

队长让老婆和他打牌，玩一种“信不信”的游戏。他输了，发起火来。吃了两片安眠药片，他陷入了冷冰冰的意念不安的梦境中。

午夜两点，丁末村给常凯申打电话。

“您听着，”他说，那边的情况使我很不愉快。让您的人马上离开那里，天亮时来向我汇报。我们共同考虑一下，怎样确凿地查出敌方谍报员。”

“好的，大队长”常凯申回答，“我马上给丁末村发电报。”

常凯申没有马上发报，他去暗堡找吴四宝。

吴四宝听后说：“那么就是说，丁末村也在打自己的牌，诚实的人是不怕检查的，李广元是好样的。”

收到关于情报局近期活动的详细备忘录后，汪未经明白，万将军在自己的报告中遗漏了哪些环节，涉及了什么细节。他清楚地知道那些东西根本就没写进去，他请空军副官把有关的案卷拿来，取出有关“海鸟行动”的电报。

他反复看了自己和对方往来的电报，并又一次浏览了万将军关于梅思品与对方谈判的报告。读完他的朋友和顾问对方的备忘录后，脖颈一阵发凉。

“就好象不经允许从外婆那里拿了桔子讲似的。”汪未经想，“这是留着除夕夜喝茶时吃的，可我在十月份就吃掉了，而且被他们发现了，结果我感到无地自容。”

“我的眼临累得不行，如果您不为难，请把手里的信读一遍。”汪未经对副官说，“我想搞清对话的整个风格，否则我难以起草给领导人的电报。这封电报的内容不仅要有我目前对谈判这件事的态度，而且要包含某种对不良行为的歉意显然，那是我们在重庆和在成都本部的人的行为造成的误会。”

副官戴上眼镜，声音响亮、语气单调地念了起来。(汪未经总是要求别人这样，他担心热情洋溢会使辞汇产生不同的意义。)

“汪主席，亲览，绝密。”副官念道，“我了解了您信中向我提出的问题，并且认为，在拒绝代表参加同日本人谈判，以讨论日军投降并在北部对军队敞开战线的事宜之后，我国政府无法做出其它答复。”

副官继续念道：“我不仅不反对，相反完全赞成利用瓦解敌军的机会加快日军在局部地区投降的速度，并促使他们向盟军敞开战线。

“但是，唯有在谈判不会缓解敌人的处境，排除了日本人借谈判之机调整并将部队调住其它战场，首先是东北战场的可能性时，我才能同意就此事与敌人谈判。

“基于要达到有这种保证的目的，政府认为有必要让指挥机构的代表参加同敌人证行的这类谈判，不论该谈判在何地举行重庆或是成都。我无法理解，何故拒绝代表参加此类谈判，不知他们何处妨碍了盟军代表。

“我必须通知您，日本人已经利用了同盟军的谈判，成功地将三个师从北部调到东北战场。

“会议曾宣布，从东西两面协同打击日军的作战任务在于将敌人阻止在目前的位置上，以防止敌人有可能实施机动并将部队调整到其需要的方向。指挥官正在完成这一任务，而元帅都破坏了这个行动。对此指挥机关深感不安。这是产生不信任感的根源。

“‘作为一个军人，’您给我写道，‘您将理解，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不放过任何可能性。假若苏北或者江阴的敌人打着白旗来找您的将军的话，亦应如此’很遗憾，此种推理是不合适的。或日军已被包围。如果他们束手待擒，那是为了避免全军覆没，但他们目前无法向我军敞开战线，因为战线在压他们很远的西面的黄河方向。而在北部的日军的处境则完全不同，他们末被包围，也末受到被全歼的威胁。尽管如此倘若盟军仍与北部的日军谈判，以便日军投降并敞开战线的话，这将意味着他们怀有某种更为重要的、关系到我国命运的目的。

“我必须告诉您，如果在东线长江方向创造了日军投降并敞开战线的条件，我将及时向盟军指挥机关通报此事并请其派代表参加谈判。就盟友来讲，彼此不应对目前的情况执有秘密之说。”

“接着念，”汪未经说。

“元帅，亲阅，绝密。我认为，在我们就驻北部的日军未来可能投降而进行谈判一事交换信函的过程小，尽管我们双方在其它所有主要原则问题上协调一致但围绕此事还是出现了十分令人遗憾的忧虑和不信任感。

“有关投降之事尚未举行任何谈判。如举行某种谈判，也将在万县进行，并始终会有贵方代表参加。尽管在延安举行这种谈判的尝试毫无结果，但我已嘱托元帅使您了解此事。

“我重申，延安会见的唯一目的是同日军有身份的军官建立联系，而非进行什么谈判。

“不能说同日本人谈判会谈他们将其兵力从战场调注它处。如果进行某种谈判，也将是在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进行。至于停止进攻，绝非希望同日本人达成协议的结果。实际上，在进攻战役的休整是近期内军队三个师由这一战场调往其他地区的主要方式。目前正淮备在四月十日前在战场开始进攻。不过，尽管我们相信能够成功，但此战役的规模将是有限的，原因是元帅的兵力不足。他有十七个战斗师，而他面对的是二十四个日本陆军师。我打算尽一切努力让我们的预备队阻止目前驻扎在华北日军的调动。

“此事的发生是一个军官倡议的结果，他显然与詹国强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