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屏息凝神,在听扶苏的法理学课程,这让他有一种回到了大学讲台的错觉,“通过对法条的学习,黔首们可以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是教育与指引作用。
“国家通过严格执行法律,使守法之人得赏、违法之辈受罚,这就是强制、预期以及评价。
“因此,法律的作用并不仅仅是惩戒犯错之人,而是通过适当的惩戒,让更多人看到守法的好处、违法的害处,通过他们趋利避害的本能,来减少犯罪的发生。
“而这一功能被重刑轻罪破坏了。当黔首做出的行为不能得到应有的惩戒,就会导致预期和评价作用的丧失,由此便失去了充足的教育意义。
“更重要的是,此前昭法的普及,都旨在告诫少数人,而忽略了对大多数人的教育。而这,才是犯罪率无法显著下降的原因。
“因此法律非但对减少犯罪有用,而且有大用。只是被用错的方式而已。”
额,掌声呢?
看来是没有了。
扶苏略有遗憾,看了看落针可闻的大殿,再扫了眼哑口无言的熊启与胡亥,决定结束这最后一回合的较量。
“昌平君以为如何?”
熊启当然没有回答,代替他的,是被扶苏一番法理学课程所折服的满朝文武,“公子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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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苏很确定,这场辩论已经被证实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了。
但在彻底打倒对手之前,扶苏并不打算到此为止。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昌平君以商君之言拒我,不知可曾有读过这一段?”
语出《商君书·更法第一》,正是商鞅劝说孝公时与甘龙、杜挚二人辩论时说的话,旨在说明变法的必要性。
百余年后,同样成为扶苏用来推行新法时所用的理论武器。
实际上,无论是法家先贤,以商鞅、申不害、慎到为代表的法术势三派,还是其后的集大成者韩非,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
那就是没有任何一套法律制度是能够通行万古而不变的。
与儒家的法先贤不同,法家的思想永远是在法后的,这也是为何大昭君臣都极为厌恶以古非今。
正如扶苏所言,因为有成文法典可依,昭人能够对未来做出预期,他们知道自己付出劳动可以获得收获,知道只要不违法,就不会被无缘无故地被上位者剥夺劳动成果。
这给了自古以来,各国人都从未有过的积极心态。
国人完全有理由相信,现在比过去更好,而未来也有可能会比现在更好,因此回顾隐藏在神话传说迷雾中的那些上古田园是毫无意义的。
昌平君明白,堂上的众位公卿也明白,扶苏这是在用熊启一直引以为武器的商君法度来反过来攻击他自己。
然而就如他没法说先惠文王错了一样,他同样没法说商君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