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乃宣的共和，是这样解释：周宣王时因天子太幼，不能执政，乃由朝中重要的公卿“和”而“共”修政事，所以名曰共和。因此，所谓共和，乃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今日一般政界人士“不学无术”，乱加民主于共和，实在是不通。于是劳某乃力陈中国不能推行民主制的种种理由。这就是他的《共和正解》。

至于续编是自诩他早有先见之明，民主制对中国之不恰当。他自作聪明地认为袁世凯虽身为大总统，但有伊尹之志，所以他主张创行一种宪法，名为中华国共和宪法。

以共和为名是符于他的共和正解，名中华国而不名民国，即表示要行君主制。

虽然是君主制，却又不称帝国，则是不与日本雷同。日本是称帝国，俄罗斯和德国虽行君主制，但却不称帝国。“中华国”亦然；至于为何不称大清而称中华？是因中华是全名，大清只是一族之名。凡此云云，便是劳乃宣的大作奇论。

劳乃宣的“大作”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怀旧情结，因此，在当时的政坛上，也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加之袁世凯自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一切表现都是复古，也就更加助长了这股复辟思潮。

劳乃宣除了刊印这本“大作”外，还写了一封信给袁世凯聘为清史馆馆长的赵尔巽。

信上说：“总统之任必有满期，退位后无异齐民。其时白龙鱼服，无以自卫，怨毒所蓄，得而甘心，不测之灾，必难获免。项城识略过人，必早虑及此。以管见推之，以为必示人以非富天下之诚，而后足以平逐鹿之纷争，必示人以不忘故主之忠，而后足以戢纠桓之骄气。然此时遽议归政，冲主不能亲裁，别求居摄，殊难其选，实仍无以逾于项城。

“故愚议议定十年还政之期，昭示天下，而仍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无所损，所谓闭门天子，不如开门节度也。还政之后，锡以王爵，则以总统退位，复为齐民者不同。爵位之崇，仅下天子一等，自必堂高帘远，护卫谨严，不致有意外之患。……

“且总统无传家之例，而王爵有罔替之荣，如是则项城安而王室亦安，天下因之以举安，是以深冀我公之上陈，项城之见听也。……公谓成先朝之史，以报先朝之恩，窃谓此说得行，其所以报先朝之恩者，尤胜于修史万万。……”

劳乃宣为什么写这封信给赵尔巽呢？原来他在不久之前，曾在青岛碰见赵尔巽。两个人很熟，赵尔巽刚由北京到青岛。

他们谈话时，赵尔巽不经意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不久日月重光。”

他觉得机不可失，所以当赵尔巽由青岛回北京后，劳乃宣即写了这封信给他。

劳乃宣除给赵尔巽写了上面的一封信，同时还给袁的儿女亲家，清朝时当过两江总督的遗老周馥写了一封信。周馥在天津曾和袁世凯共事，他的儿子周学熙又做过袁世凯的财政总长。

劳给周馥的信中说：“赵次帅（赵尔巽字次珊）由京来岛，谓项城自言，今日所为，皆所以调护皇室，初无忍负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清室内务总管世续），欲卸仔肩，而世相言无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冒此不韪。

“诚如此言，则项城之心亦良苦矣。当以拙作正续两解质之次帅，问其可否代呈、项城、次帅曰可，因即请其携之入都。……

“伏思我公历事累朝，恩深位重，孤忠耿耿，至今梦寐不忘，于项城有父执之谊，识拔之雅；近又缔结丝萝，亲同肺腑，若出一言，重如九鼎。可否将狂瞽之言，转达聪听？倘荷采择，见诸实行，非特有造于先朝，其所以为项城者，亦不啻出诸九渊，升之九天也。”

除了给赵尔巽和周馥外，劳乃宣还写了第三封信给国务卿徐世昌，信上说：“……我公既受先朝重任，又与项城至交，此策得行，两无所负。……

“忆己、庚之际，拳匪初萌，弟在吴桥任内，考出义和拳为白莲教支流，刊‘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分布各处，又通筹办法，屡举上官，而直省台司，褎如充耳，以致酿成滔天之祸（是指直隶总督荣禄等没有采纳他的条陈）。

“时项城出任东抚，道经连镇，弟往迎送，以刊及原稿面呈，项城大为嘉纳，到东后一切照行。联军到京，东省卒得保全，其取善之宏，从善之勇，令人感佩。

“今夏在青岛，蒙赐手书，尚有：昔庚子之变，执事不惮苦心，标正论以拯危亡之祸之语，是项城用弟言取效，至今犹未忘也。窃谓弟今日所言，尤关重大，若荷听从，其收效之宏，较之庚子更胜万万也。”

人总是向往美好的。一个健康的，好的社会，会激励和吸引人努力去走正道，通过自己的正常和正当的活动去谋生，去为自己取得收益，去养家糊口，去生活。

但是，在一个不好的、畸形的社会，特别是个人专权，有权者说什么是什么的社会。会诱发人的投机和走捷径的行为。去挖空心思标新立异，做一件取悦当权者之事，试图走捷径，甚至幻想着一步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