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为减轻民众负担，一律实行低薪制。军政.府设部授官时，有人也曾提议按官职高低，设立薪金等级。遭到蔡济民，蒋翊武等人的强烈反对。

最后决定，自都督以下，不论职务高低，薪金都是二十元。军队的班长十二元，士兵十元。这也就是说，黎元洪的薪金，只比普通士兵多十元。在现代国家，很多国家的将军和士兵的薪金差别不大，但人们还是更愿意当将军。因为在人群中发号司令，不是花钱能买到的享受。这或许有利于避免，官职成为追逐物欲的场所，为真正有能力有管理专长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直到离开湖北北上，黎元洪拿的一直是这每月二十元的薪水。这显然和法国的巴黎公社在指导思想上是相通的，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过巴黎公社这一做法，说这可以防止“社会公仆”蜕变成“社会主人”。

其四、扶植商、农。军政.府在告示中明确，“搅乱商务者斩”。“维护商务者赏”。努力遏制乱罚款，乱收费的现象。对农民实行“本年中的丁漕概行蠲免”。“本年以前积欠丁漕，也概行蠲免”。从而，极大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其五、改革司法。武昌起义成功后，军政.府就设立了执法处，管理司法事务。在省城设立了江夏审判所，上诉审判所。依照法律程序审判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实行公开审判，结束封建专制下诉讼的黑暗。

在阳夏战役中，民军尽管表现的英勇顽强，但终因实力相距悬殊，致使民军一直处于下风。但在此期间，民军也有重大收获，特别是海军的起义，对战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争取海军起义，黎元洪功不可没。

随着汉口和汉阳先后被北洋军攻陷，武昌也暴露在北洋军的炮火之下，黎元洪是做好了与武昌共存亡的准备的。

都督府顾问李国镛极力建议黎元洪到九十里外的葛店暂避，黎元洪觉得自己做为主帅，有临阵脱逃之嫌。

李国镛见黎元洪在犹豫，就进一步劝说道：“葛店地处武昌下游，东可联络三江援军，北有青山海军屏障，踞中守要，各省援军一到，就近渡江，直攻清军后路，清军首尾难顾，何愁不能夺回阳夏。”

黎元洪觉得李国镛的分析有道理，这时，其他人也来劝说黎元洪到安全地方躲避，留下的人也好安心打仗。这样，黎元洪便于十二月一日，由洪山出发前往葛店。

李国镛（1860—1942），字钰珊，湖北沔阳（今仙桃市）西流河镇杜窑村人。早年经商，在武昌开设谦记土庄。曾游历日本，与武汉各界均有联系。

辛亥革命期间，投效黎元洪，任都督府顾问，颇为黎重用。曾经办外交，组织保安社及赤十字会，参与南北交涉，慰问前线将士及伤员，购买.枪支，犒赏起义海军人员等事务。一九一三年响应孙中山发出反袁号召，参加反袁斗争。一九二二年任调任弦口征收局长。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后，避居乡间。

他的著作《李国镛自述》，是研究武昌首义和黎元洪及军政.府活动的重要文献。

李国镛关心故里，先后两次任督办修建草八垸堤闸。一九二六年草八垸溃口灾情严重，李国镛协同其侄子李之龙（中山舰舰长），在汉口聘各文艺团体义演一周，所得五船物资全部运回家乡，救济灾民。

力量的对比在哪儿明摆着，黎元洪比谁都清楚，武昌的失陷只是个时间问题。下一步如何去做？黎元洪已经有所考虑，武汉三镇丢了，湖北军政.府还可以凭借湖北的广大地区进行周旋。但是他深知，独木不成林，仅靠湖北一地，是很难与清廷，与北洋军抗衡的。必须要有外援，必须和宣布独立的各省采取联合行动。

黎元洪首先做的事是，给南方宣布独立的各省发电，请求援助。他在求援的电报中写道：“各省都督鉴，鄂事紧急，因老兵多阵亡，新兵不足用。汉阳已失，枪炮子弹又告罄，应如何救武昌，定天下，惟贵都督荩筹，如何布置，祈速复。”

除此之外，黎元洪想到的另一个出路是议和。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快，只要争得时间，以时间而换空间，形势将越来越向有利于民军的方面发展。

黎元洪对议和并不报多大希望，但他需要从议和中给自己争取时间。

议和不是黎元洪的一厢情愿，袁世凯已经几次联系过了，只是，没吃到苦头，黎元洪和军政.府一干人没当回事，现在的形势下，不能再不当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