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促成此事之方法”是，上书行政当局，请其赞助，致函各国贤达人士，求得支持，发动国内外舆论，造成声势等等。

年底，梁启超、叶恭绰等赴欧洲考察，并旁听巴黎和平会议。蔡元培特意拜托他们，请其向各国宣传退款兴学的主张，以扩大影响。

翌年4月，他有函致在法国的李石曾：“运动赔款退还一事，已由北京及上海各教育机关推定先生及陶孟和、郭秉文二君在欧办理；郭、陶已到美洲，不久赴欧。对于英语各国，以郭为代表，对于法语诸国，则当请先生为代表。”

其后，李、郭等人开始在英法等朝野，开始进行退还庚歀的游说。

在蔡元培的主导下，退款兴学运动不断推进。到1921年，北京政.府因参战缓付庚歀五年期限已满，该运动被推向了高.潮。此后，有关的交涉持续进行，直到三十年代方告结束。

退款兴学运动是有成效的。

前面提到过，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合决议，“免除”美国所得赔款的大部分，从1909年起至1940年，逐年按月“退还”中国，作为中国设立留学预备学校和选派学生赴美留学等方面之之用，算是开了庚款兴学之先例。

在退款兴学运动的推动下，1924年，美国又将全部赔款“退还”，指定用于中国教育文化事业。

同年，苏俄自动放弃赔款，与中国政.府议定，该项赔款等清政府偿还所担保的各种优先债务后，其它完全拨作中国教育款项。

在此前后，英、法、比、荷四国也相继与中国政府签订协议，“退还”赔款，设立机构，管理使用。除用于铁道、交通、水利、实业等各项建设事业外，以其息金办理文教事业。综合各国“退还”庚子赔款，用于教育文化事业的主要是设置学校、研究所，选派留学生，补助国内学校和教育文化团体，聘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以及交换出版物等文化交流。

退款兴学运动对国家和民族，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在整个的过程中，蔡元培作为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一直在精心擘画，多方奔走，可谓功不可没。当然这为后话。

这一时期，发生了对学界有很大影响的，蔡元培和林纾的论争。

引发这场论争的始作俑者是《新青年》演“双簧戏”。《新青年》初期反响不大，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1918年3月，《新青年》第4卷第3号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总题，发表新旧文学论战的两封信。

一封是王敬轩写给《新青年》编者，诬蔑和攻击文学革命的来信，一封是《新青年》记者刘半农写的万余言的《答王敬轩》，逐段批驳王的来信。

后者列举大量无知陋说的可笑事例，出尽王敬轩所代表的守旧派的洋相。实际上并无王敬轩其人。那封来信是《新青年》编辑部汇集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许多谬说，由编者钱玄同执笔编写化名王敬轩发表的。

通过这两封信针锋相对的辩驳，充分暴露守旧派“不学无术，顽固胡闹”的丑恶面目，有力证明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必要性。这出“双簧戏”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推动了对文学革命问题的讨论。

在这场“双簧戏”中，王敬轩影射旧派文人代表林纾。林纾号畏庐，敬对畏，轩对庐，王指清室，讽刺林纾是遗老。

林纾早就对陈独秀和胡适很反感，于是便有了他在《新申报》上发表影射小说——《荆生》。

这部小说描写“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异”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三人同游陶然亭，三人力主去孔子、灭伦常、废文字以行白话，终于激怒了陶然亭西厢“伟丈夫”荆生。荆生破壁而入，出手痛打，田其美、金心异、狄莫三人抱头鼠窜，狼狈而逃。

很显然，皖人田其美指陈独秀，田、陈一家，这是中国史常识，美与秀对举。浙人金心异指钱玄同，钱为金，同对异。新归自美洲的狄莫指新近留学归来的胡适，胡对狄，都是中原汉人对周边族群的蔑称。至于伟丈夫荆生，或以为是徐树铮，或以为是作者本人，或以为是林纾心目中卫道英雄。

《荆生》的发表使林纾出了一口“鸟气”，因为陈独秀、胡适及钱玄同等人太不拿他林纾当回事了。从新文学谱系看，林纾早在戊戌年间就提倡新文学，并实践新文学，用白话文作文办报，然而在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新文学叙事中，林纾不仅不入流，反而成了新文学的反对者。

按照林纾的解释，他之所以把陈独秀等化为新文学的反对者，就因为他对陈独秀新文学的绝对主义提了一点不同意见，只是强调提倡新文学并不意味着古文必须废。就这么一点不同意见就被新文学主义者反复调侃，最不能让他容忍的是钱玄同、刘半农那封令人作呕的“双簧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