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在暑假时，往往开设有“夏课”，满足部分学生刻苦求知的要求。

但当时的中国政府派来的官方监督，却通令中国官费留学生不得参加校间“夏课”的学习，胡适感到大异：“以为闻所未闻，此真可笑之举动，夫学生之不乐荒嬉而欲以暇时习夏课，政府正宜奖励之，乃从面禁止之不亦骇人听闻之甚者乎？”

胡适读书的兴趣广博而宽泛，他在美国校园里接触到的“西方学者兴之博”，更今他为之敬服，忍不住发出“真吾人国者所不可不留意”的感叹。

他接触的老师教授，几乎个个博学多才。如“电学工程师”高拉彼托夫，不仅为美国的著名电学技师，却又最工音乐，能演奏多种乐器，为当地演奏名手。“计学教师”约翰生，懂埃及、希腊诸古文，又擅文学，曾著有一部颇为风行的小说。哲学教师狄菜精通意大利语。康大校内博及诸学的教师如历史教师衰尔、古代语音教员须密则更使胡适仰服不已。

为此胡适深有感触地说：“近人洛威尔之言曰：教育之目的在于使人知一物之物物，与夫物物之一物也。一物之物物者，专门也，精也物物之物者，普及也，博也。若终身守一物，虽有所成，臂之能行之书厨，无有生趣矣。今吾国学者多蹈此弊，其习工程者，机械之外，几于一物不知，此大害也。吾屡以为言，然一二人之言安能收效，是在有心人之同力为之，庶可挽救此偏枯之弊耳。”

更令胡适沮丧甚而愤慨的是，“吾国学者”的更深刻的学术危机，“他们不少人不仅在学科上不能博通旁涉、而且对应该通晓的祖国历史文化竟懵然无所知”。

当时中国留美学生界确实存在的普遍弊病。胡适在《非留学篇》中指责的“重实科轻文科”便是此弊病的一大表现。

“俄国学生，无不知托尔斯泰之全集，无不知屠格涅夫及杜思拖夫斯基者；吾国之学子，有几人能道李杜之诗、左迁之史、柳欧苏之文乎？可耻也！”

早在胡适选学农科时，他课余时就已经相当关心人文学科的诸多学术同题。1911年他就写过《??罗米欧与朱丽叶》一剧的分析、论宋儒之功等学术心得的札记。后来他又研读从《柏拉图理想国》到近世西方各国的政治哲学和文学诗歌。他读勃朗宁的诗，也研究他的乐观主义，读爱默生的札记，研究他的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他被英国诗人拜伦的爱国热情与献身精神鼓舞激起，翻译了拜伦的《衰希脂歌》。他读温斯顿吉尔的探讨宗教问题的著作，不忍释手。他读大限重信之(日本开国五十年史》，读罗素(论战争)均深有悟得。

在文学方面，他翻译了法国著名小说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易名》《割地》，发表于上海(大共和日报)，(林之国》发表于甲寅)杂志。都德的小说是胡适最早译成中文介绍给国人的，这一点他一直颇为得意。

他的一位朋友还从他那里索得译稿，寄给了都德的遗孀。

在留美期间，他还翻译了俄国作家泰来夏甫的《决斗)、英国作家吉百龄的《百愁门》、法国莫伯桑的《二渔夫》等优秀短篇小说，这实际上为他后来有计划地翻译介绍外国短篇小说。开了一个丰实的先端。

但是，胡适对农学院的课程实在没有兴趣。特别是一门“果树学”的课程，每周有实习，要求每个学生每次将几十个苹果分类填表。例如茎的长短，果脐大小，果上棱角和圆形的特征，果皮的颜色，果肉的韧度，酸甜的尝试，肥瘦的记录……等等，项目分得很细。美国那时有四百多种苹果，都要一一细分。中国学生对这许多苹果不了解，填起表来便觉十分枯燥，令人头痛。

一次，胡适在康奈尔大学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上实验课，面对眼前30多个苹果一筹莫展。美国学生对各种苹果异常熟悉，谈笑间就把苹果分类做完，随即挑选几个中意的苹果塞进口袋，扬长而去。他与其他几名中国同学只得在实验室埋头苦干，终于一一分出类别。可就算这般加倍努力，考试成绩还是差强人意。

在这些实验之后，胡适开始反躬自省：自己这样学农，是否已铸成大错呢？他对这些课程基本上没有兴趣，而他早年所学，也派不上丝毫用场，与他自信有天分有兴趣的各方面，都背道而驰。虽说胡适记忆力非常好，考试前临时抱佛脚也能应付考试，可几天之后，就会把那400多种苹果的分类忘得一干二净。胡适意识到，勉强去学习，对自己来说实在是浪费，甚至愚蠢。

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几个哥哥闹着分了家。胡适的母亲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由于美国的农学院可免学费，故胡适在选择学农学专业很重要的方面是考虑到家境条件。这一则是可以节省出学费当生活花费，再则还可接济自己在国内的家人。

如他自己所说：“那时进康大的原因有二：一是康大有当时最好的农学院，且不收学费，而每个月又可获得八十元的津贴；我刚才说过，我家破了产，母亲待养，那时我还没结婚，一切从俭，所以可将部分的钱拿回养家。另一是我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农民，将来学会了科学的农业，也许可以有益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