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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1919年底，身在历史现场的胡适在当时就意识到了五四运动在未来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他用英文撰写的《中国知识分子在1919年》，是比较早向西方世界宣传五四运动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地位的重要文献。

在胡适看来，狭义的五四运动导致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推动了白话文运动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在这篇英文文章中，他写道：“1918年，几乎只有《新青年》一家在为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而摇旗呐喊；1919年6月刚过，全国各地众多期刊如雨后春笋纷纷涌出。这些刊物的主编，基本上都是些受新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它们仿效我们8月份被北洋政府封禁的《每周评论》，多为周刊，并且几乎都是用白话文写成。据估计，这样的期刊目前已逾四百种，而据上海的《星期评论》报道，仅在江苏、浙江两省，新期刊就超过两百种；在湖南长沙，曾经有十种思想激进、敢于说话的周刊，它们同样处在张敬尧将军的军事统治下。

“新文化运动不可阻挡的前进势头，迫使许多老牌日报发生了彻底改变。上海和北京的一些重要日报，尤其是《晨报》和《民国日报》，已经加入了这场新运动，不但它们的社论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那些重要的新闻通讯也是用白话文写的。然而，最重要的变化还在于多数日报“增补”的版面。一年前，日报副刊刊登的都是男女演员以及歌女的八卦新闻；但去年，占据这些版面的实际上都是对教育和哲学演讲的报道，以及翻译的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斯特林堡等现代作家的短篇小说。即使是那些保守党派的报纸，也会在他们的专栏里登一些自由派作者的文章，因为他们发现这样做有利可图。”

1920年5月4日，在“五四运动”一周年时，由胡适起草，他和蒋梦麟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

文章写道：“今天是5月4日。我们回想去年今日，我们两人都在上海欢迎杜威博士，直到5月6日方才知道北京5月4日的事。日子过的真快，匆匆又是一年了！

“当去年的今日，我们心里只想留住杜威先生在中国讲演教育哲学，在思想一方面提倡实验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在教育一方面输入新鲜的教育学说，引起国人的觉悟，大家来做根本的教育改革。这是我们去年今日的希望，不料事势的变化大出我们意料之外。这一年以来，教育界的风潮几乎没有一个月平静的。整整的一年光阴就在这风潮扰攘里过去了。

“这一年的学生运动，从远大的观点看起来，自然是几十年来的一件大事。从这里面发出来的好效果，自然也不少：引起学生的自动的精神，是一件；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是二件；引出学生的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是三件；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是四件；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是五件；

“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我们不能不认为学生运动的重要贡献。

“社会若能保持一种水平线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鼓吹和设施，制度上的评判和革新，都应该有成年的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班人（学生时代的男女），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利，社会也用不着他们求做学校生活之外的活动。但是，我们现在不幸生在这个变态的社会里，没有这种常态社会中人应该有的福气，社会上许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这是变态的社会里一种不可免的现象。现在有许多人说学生不应该干预政治，其实并不是学生自己要这样干，这都是社会和政府硬逼出来。如果社会国家的行为没有受学生干涉纠正的必要，如果学生能享受安心求学的幸福而不受外界的强烈的刺激和良心上的督责，他们又何必甘心抛了宝贵的光阴，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做这种学生运动呢？

“简单一句话：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独立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与“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