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许多贫家的妇女每日早晨出门做工，家里小孩子无人看管，所以“居留地”的人教他们把小孩子每天寄在“居留地”里，有人替他洗浴，换洗衣服，喂他们饮食，领他们游戏。到了晚上，他们的母亲回来了，各人把小孩领回去。这种小孩子从小就在洁净慈爱的环境里长大，渐渐养成了良好习惯，回到家中，自然会把从前的种种污秽的环境改了。家中大人也因时时同这种新生活接触，渐渐的改良了。我在纽约时，曾常常去看亨利街上的一所居留地，是华德女士（lilian??wald）办的。有一晚我去看那条街上的贫家子弟演戏，演的是贝里（barry）的名剧。我至今回想起来，他们演戏的程度比我们大学的新戏高得多咧。

这种生活是我所说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是我所说的“变旧社会为新社会，变旧村为新村”的生活！这也不是用“暴力”去得来的！我希望中国的青年要做这一类的新生活，不要去模仿那跳出现社会的独善生活，我们的新村就在我们自己的旧村里！我们所要的新村是要我们自己的旧村变成的新村！

可爱的男女少年！我们的旧村里我们可做的事业多得很咧！村上的鸦片烟灯还有多少？村上的吗啡针害死了多少人？村上缠脚的女子还有多少？村上的学堂成个什么样子？村上的绅士今年卖选票得了多少钱？村上的神庙香火还是怎么兴旺？村上的医生断送了几百条人命？村上的煤矿工人每日只拿到五个铜子，你知道吗？村上多少女工被贫穷逼去卖淫，你知道吗？村上的工厂没有避火的铁梯，昨天火起，烧死了一百多人，你知道吗？村上的童养媳妇被婆婆打断了一条腿，村上的绅士逼他的女儿饿死做烈女，你知道吗？

有志求新生活的男女少年！我们有什么权利，丢开这许多的事业去做那避世的新村生活！我们放着这个恶浊的旧村，有什么面孔，有什么良心，去寻那“和平幸福”的新村生活！

可以设想，胡适在做这个讲演时，听讲演的青年学生们会怎样的心潮澎湃。

1920年3月21日，胡适在林长民家，初次见到上海求学时给自己很多思想启迪的梁启超。

胡适在1918年11月20日曾致信梁启超，希望到天津拜会他，“以慰平生渴思之怀”，并顺便向他请教墨学问题。可惜因梁启超临时有要事，未能如愿。

二人见面之后，在墨学方面常有交流辩论。1921年2月，胡适为梁启超的《墨经校释》作序，“颇有所辨正”。是年4月，梁启超送还胡适请他指教的《墨辩新诂》，写了两封信与他辩论。

有意思的是,1922年《墨经校释》出版时，粱启超把自对胡适序言的答辩放在书前，把胡适的序言放在后面。胡适在日记中认为此举“未免太可笑了”。

3月23日，胡适写成《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一文。对于1919年底自己曾参与发起的北京工读互助团，胡适承认有些草率和不切实际，他认为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根本错误在于只做了“工”的计划，没有做“读”的计划。胡适希望有了组织可以使工读容易实行，不希望用这种组织来“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胡适认为“工”的方面应该注重分工，注重个性的不同；“读”的方面应该采用互助的组合，应该注重自修能力的培养。

胡适不仅重视大学对于推动高等学问研究的作用，也很重视中学对于普及知识，培养基本素质的作用。

3月24日，胡适写成《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在这篇文字中，胡适拟定了一个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1)人人能用国语自由发表思想；(2)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3)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4)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胡适除了提出自己关于中学国语文(白话)、古文教材与教授法的设想外，还提出“演说与辩论”作为国语与国语文的实用教法，他从自己的亲身感受出发，指出“演说辩论最能帮助学生养成有条理系统的思想能力”。此外，胡适非常注重文法，认为不懂文法的人，绝不配成为国文教员，应该把文法与作文归一个人教授。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命令，自本年秋季起，国民学校的一二年级教科书全部改用国语。这一年4月，教育部在北京举办国语讲习所，胡适去演讲了十几次，为国语的普及积极努力。

5月，胡适参加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的会议，并担任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