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直对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大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不是很满意。1922年，他致力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和北大学术刊物学术著作的设计谋划。

1921年底，北京大学评议会第三次会议公布《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决定改组原有的研究所，作为毕业生继续研究专业学术之所，计划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四门(实际只设有国学门)。所长由校长兼任，各门设主任一名，由校长于本校教授中指任。

次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从组织结构看，包括三室五会。“三室”谓登录室、研究室和编辑室，“五会”即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和方言研究会。

其中考古学研究室可以说便是今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前身。著名金石学家马衡先生为该室第一任主任，该研究室还外聘罗振玉(1865—1940)、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1878—1945)等著名学者为考古学通信导师，并积极主动寻求与国外考古学术界的合作，影响深远。

马衡先生也因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是中国近代大学中最早建立的研究机构,也是最早对清代内阁大库档案进行整理的学术机构。北大国学门诸位学者率先确立了新的史料观，开创了内阁档案整理的四个第一:开国内学术机构整理内阁档案之先河；首次对内阁档案进行编目分类整理；首次将整理档案与公布档案同时并行；率先用档案训练学生。

这四个第一充分体现了北大敢为天下先的学术风范，为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整理内阁大库档案高潮的出现奠定了理论、方法、人才的基础，为研究清代史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2月28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召开第一次会议，胡适被推举为《奖学金章程》的起草人及国学门杂志主任编辑，不久，他起草的《助学金及奖学金条例》获得通过。

1920年起，胡适任北大出版委员会委员长，1922年3月8日，他召集出版委员会，讨论了出版计划、《北大月刊》的管理办法，以及计划出版三种丛书《北京大学丛书》(英文类)、《北京大学国故丛书》、《北京大学国故小丛书》。

胡适在日记中说：“此三事甚满意，为将来开无数法门。”

3月16日，胡适参加《北大月刊》编辑部会议，会议决定废止月刊，另出四个季刊：《国学季刊》、《文艺季刊》、《自然科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其中《国学季刊》由胡适负责。3月21日，《国学季刊》编辑部开会，决定该刊采用横排，做英文提要，这在当时的国内属于首创。

除此之外，胡适还在是年3月为北大拟订了《学术上的组织》草案。4月19日，他当选为北大教务长及英文系主任，这样，他在教学管理方面的时间投入较前为更多，并提出了很多关于北大未来发展的提议。

在10月3日北大评议会上，他提议组织新建筑金募款委员会，即日开始募款，悬额40万元，主要用于建设图书馆、大讲堂和宿舍，这项提议获得了通过。

10月7日，他又在教务会议上提出一个议案：“本科各系学生之第一外国语，此后不限定必修单位；但每人于毕业之前，须经过一次外国语特别考试，要须能以中西文为正确的互译；不及格者，不得毕业。”此项提议也获得了通过。

胡适除了为北大的发展出谋划策，还积极为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献计献策。是年6月10日，蔡元培先生邀集胡适等人讨论高等教育问题，胡适提出两项建议：(1)组织国立大学联合会；(2)第一大学区(北京)国立各校合并。

此外，胡适也很关注在华教会学校的问题，并坚持自己的主张。

5月23日，胡适应邀与燕京大学教员座谈，讨论“教会学校在中国教育制度上的位置”问题。胡适首先肯定了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论》中关于教会学校的意见，然后介绍了世界各国对于教会学校实施的英德式、美国式、法国式三种政策，讨论了法国式和美国式政策在中国实行的困难。最后他希望教会内部自行改良以适应时势的需求，包括禁止小学校中之宗教教育；废止一切学校中之强迫的宗教仪节；与其教授神学，不如鼓励教授宗教史与比较宗教；传教的热心不当为用人之标准，当以才能学问为标准等内容。

是年，胡适在北京、天津和济南等地作了多次演讲，内容涉及国语教学、科学的人生观、道德教育、妇女问题、平民自治等问题。其中2月19日胡适在平民中学演讲《学生与社会》，是很精彩的，非常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