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获悉胡适将返美时，即征得教务长武德布立奇的同意，约请他在哥大作九次演讲(六次对中文系，三次对一般听众)，他接受了约请。到那年毕业典礼时，他顺理成章的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也有幸，陪他一同走上讲台。当时我认为，迄今我仍如此认为，胡适觉得哥大这项规定至为幼稚，他毕竟已经展露了才华，何必为此而烦心呢。不过，后来当他晓得他要返回母校时，他又改变了他的想法。”

富路得先生是胡适取得学位，领取文凭，接受加带的见证人，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于是，在一些人看来，所谓“胡适的博士问题”，并不是什么“真假”的问题，只是晚了10年才拿到。就算是1927年胡适取得学位，总是由校方正式授予的博士，怎么假得了呢？在西方今日多如牛毛的博士队伍中，胡适的博士头衔难道比谁逊色吗？更何况他一生还获得那么多的名誉博士学位，他的学术成总是得到世界公认的！然而，胡适的博士学位毕竟又早用了10年。即使是由于夏、富二氏所说的“手续问题”，胡适本人也应该明白。明知博士尚未到手，不加澄清，反而自称博士，并且白纸黑字印在书上，就涉及读书人的“诚实”品格了。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有人戏作《西江月》词，讥笑他“哥伦比亚读未终，先把博士使用”，怎奈他何!有人要说他“难免有‘欺世盗名’10年之‘罪’”，也不能指为诬蔑。这博士学位问题之所以成为话柄，不是也可以见出胡适青年时期性格的某一侧面吗?

在美国，胡适自然要见女友韦莲司。十年未见了，二个人自有许多的话要说。

1927年4月，胡适踏上归国旅途，24日到达日本横滨。

随着国共合作举行的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1927年3月下旬，上海、南京相继克复。

就在北洋军阀政府行将覆之时，吴稚晖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提出弹劾共产党议案。随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的“清党”反.共，紧接着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

胡适这时正由西雅图登船，离美返国。登船时，他便听到了上海、广州开始“清党”的消息。4月24日，船到横滨。胡适踏上日本国土，便给上海的好友高梦旦先生发了一个电报，询问国内的情形。高先生当即回电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学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尚望三思。”

胡适的另一好友丁文江，在孙传芳手下当了几个月的淞沪商埠总办，也寄信给胡适，述说北伐战争起后的情况，他对前途“并不十分乐观”；不久便辞职，回北方去了。胡适的学生顾颉刚来信，则劝他归国后不要再作政治活动；“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顾信有一段分析，颇为中肯。

他说：“先生归国以后(按，指1917年胡适留美返国)，名望过高，遂使一班过时的新人物及怀抱旧见解的新官僚极意拉拢，为盛名之累。现在国民党中谈及先生，皆致惋惜，并以好政府主义之失败，丁在君先生(按，即丁文江)之为孙传芳僚属，时加讥评。民众不能宽容：先生首唱文学革命，提倡思想革命，他们未必记得；但先生为段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他们却常说在口头。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但先生此次游俄，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民众伐异党同，如果先生能加入国民党，他们又一定热烈的欢迎了。”

顾颉刚也写信给胡适，告诉他此时回北京也不利。

所有的消息，概括一句话，就是国民党也有可能给胡适加一个“反革命”的罪名。这其实也就是高梦旦等一些人之所以劝胡适暂时不宜归国的理由。胡适心里也自然明白，怎么敢贸然回国？于是便暂留日本，观察时局的变化，考虑如何应付变化了的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