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理学家说理、性、道于气之上，认为理、性、道一定在气之中，气外无理、无性、无道。说：“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夫以形色为性，则气之外无性也。又曰‘浩然之气’，不曰理而曰气，则气之外无理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领道于阴阳，则气之外无道也。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然则气其大始，而理其后起者哉!”

程廷祚的朴素唯物论比起颜李来较为彻底，这不仅表现在对理气关系的理解上，还反映在对鬼神的认识上。颜李是有神论者，而程廷祚则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指出：“鬼神起灭，皆人心所为。”修正了颜李有神论思想的缺陷。主要著作有《青溪文集》、《尚书通义》、《大易择言》等。

明清时期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实学”思潮的兴起。

明清两代，连绵千载的封建文化与处于衰老没落阶段。在政治上，明代的封建专制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在文化上，程朱理学被确立为国家哲学，成为社会上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在其后数百年中，它影响了中国一代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和精神面貌，

程朱理学这个濡染人的精神世界的“身心性命之说”，给社会带来的是伪妄之风的盛行。儒家学说本产生于社会生活，是实践中的伦理政治，是社会生活、人生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而宋明理学则失去了这个实证特点，理学偏重发挥义理，从孔、孟的言论中抽出“理、气、道”范畴，从本体论角度论述了封建制度永恒的合理性。由于它把产生于一定历史阶段的道德伦理、社会秩序当成了先验的范畴，并以此为中心展开认识活动，结果是抛弃了对发展中的现实世界的探讨，只剩下了对“理”的空洞论证与说教。当它借助统治者的力量主宰了整个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决定了社会价值标准时，便使传统的道德、伦理成为了现实生活中的僵化教条，进而成为形形色色的伪道学，从而导致各种伪妄腐朽的社会现象。

顾炎武描述明代士习时说：“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习六艺之文，不考先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这种没落的社会、文化心理，使明代社会从上到下迅速腐朽下来。神宗“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惟倚奄人四出聚敛，毒遍天下。庸人柄政，百官多旷其职，边患日亟，初无以为意者。”文武官员“不知掌职何事”、“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封建制度极其文化即将走到尽头。

满清入关后，虽以较强的武力一度恢复了老大帝国外表的昌盛，但根本无法挽回封建文化整体的衰亡趋势。清代社会的统治思想，仍是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的程朱理学。这时它只是统治者用来笼络汉族士人的工具，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纯粹成了读书人仕进的一块敲门砖。清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一不承袭了明代社会的伪妄特性。

但是，人们追求真知的脚步从未停歇。自理学兴起以后，从宋代的叶适、陈亮开始，对其伪妄浮空的抨击就不绝如缕。到了明代中页，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引起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特别是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终于产生了与理学相抗衡的、带有文化启蒙性质的“实学”思潮。这个思潮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弃虚返实、倡真反伪。它实际上是对处于衰亡状态的封建文化的否定，是封建社会后期文化演进之必然。

明代的李贽已经开始猛烈抨击理学的虚伪性，指出它已经成了无耻之徒欺世盗名、谋求富贵的工具：“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明清之交的顾炎武等人更为具体地揭示了理学统治之下的种种社会弊端，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这种倡真反伪的社会思潮到清代中叶更趋强劲。以颜元、李塨等人为代表，形成了颜李学派，则成为了一个思想体系。

颜李学派还提出了体现“实体实用”原则的具体的治国方案：“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安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守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强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等。

胡适所作《颜李学派的程廷祚》，旨在考论廷祚之学出自颜元、李塨一派。全文共两部分，第一部分按年记程氏从学经历，尤以考述其与颜李学派人物往来行迹为重点，虽不名为年谱，“实为按年系岁之年谱”。其系事叙其家世、籍贯、字号，及其父京萼、其弟嗣章的从学经历等。其取材多源自文集之书信及同时人年谱，考其婚姻、求学、交游、行历及其不公开推扬颜李学派之缘由等。文章末考证程廷祚好友刘著行迹，旨在说明《儒林外史》和颜李学派人物的关系。

胡适对程廷祚有极高评价，说他“在满清禁锢的空气中，大部分学者都被困在了训诂考据之中，唯有两个人有创立‘新哲学’的梦想。一个是程廷祚，一个是戴震。”在程廷祚资料的发掘与研究上，胡适可谓开拓出了清代思想史中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