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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总是徒劳反复的大明海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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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到了晚明,由于漕运代价巨大,胶莱河成为晚明议论海运者所必讲的话题。

如果胶莱河可以通航,则必将大大缩短南北运输的时间,同时还能避开“成山角”的阻碍,是开通海运以代漕运的不二良方。

而这一良方久久不能施行,就是因为晚明的政治斗争太过错综复杂,各种势力在海运漕运之争中纠缠不休,以致胶莱河计划屡屡搁浅。

在朱翊钧穿越成万历皇帝前,明穆宗时期就已经出现重开海运的争议。

当时黄河改道频繁,洪灾不断,其中徐州至沛县一带是重灾区,运河河道的会通河段也受到严重影响,导致严重淤塞。

其时漕督、总兵官等治河不利,纷纷获罪,漕河危机成为朝廷上下关注的焦点。

而就在此时,曾在隆庆元年因受徐阶心腹胡应嘉、欧阳一敬攻讦退休还乡的高拱,在张居正等人的奏请下复归朝政,任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

当时的内阁首辅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故高拱以明穆宗心腹的身份实际上把持了大政方针的决策权,于是他提出了重开胶莱运河的议案。

但高拱的提议遭到了梁梦龙、王宗沐二人的强烈反对,理由是认为仓促开凿新河难以在短时间内成功。

而梁梦龙、王宗沐二人作为山东的地方官吏,其真实想法却是维护本省利益。

因为开凿新河必然耗费地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登州、莱州、青州三府之力根本不足以支持如此浩大的工程。

他二人还因此专门致信当时的山东籍官员兵部右侍郎谷中虚,请求其在参与朝政决策的时候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打消此动议。

这尚且只是山东一省,倘或考虑到其他漕运既得利益者,则持不同政见的声音必然更多。

即便是身居内阁首辅的高位的高拱,提出的方案在威胁到地方利益的时候,也会受到各种势力的阻挠。

除了地方官员,当时反对高拱胶莱河提案的还有张居正。

那时的张居正希望削弱高拱的影响力,增加自身的政治砝码,故而与王宗沐等人的诉求一拍即合。

于是张居正便巧妙地建议高拱心腹胡槚到山东实地考察,待胡槚到达山东后,又受到王宗沐等人的热情款待,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因此胡槚返回朝中后,就得出了胶莱运河开凿花费巨大,得不偿失的结论,最终成功使明穆宗下令罢议此事。

当然这件事如果到此为止,文官政治斗争影响朝廷大事最终决策的问题或许还没那么严重,朱翊钧在穿越来之后也不至于在每做一件事前都要考虑得面面俱到。

就在明穆宗下令罢议胶莱河之后的五年,到了万历三年,重开胶莱运河的议案再次被人提出时,张居正的态度却截然相反,改为全力支持。

不仅如,张居正还特别告诫勘测官员徐拭,山东地方的大小官员,必然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全力阻挠新运河的开凿,因此应有所准备,不可轻信。

原本极力反对海运的梁梦龙、王宗沐二人又转变态度改为支持海运。

他二人凭借在山东官场积累的政治资历,一个迁右副都御史改抚河南,一个升任刑部左侍郎。

在离开山东官场后,梁梦龙和王宗沐忽然又变成海运议案的倾力协助者。

他二人当时放弃长江出海口而改择于淮安开船,历时一月有余成功到达天津卫,可以说是圆满成功。

但是他二人也和高拱当年一样,受到了漕运利益集团的政治狙击,于是在多方压力之下,朝廷再次罢行海运。

朱翊钧想到这里,觉得后世对万历皇帝的评价实在是有些不公。

倘或说到操纵朝政大事来把控政治斗争,张居正摄政那几年,类似的事情做得也不比后来的万历皇帝少。

譬如隆庆、万历年间海运的两行两罢,未必就没有张居正自己的私心在。

其实张居正第二次罢行海运,也是因为他偏心自己家乡的缘故。

由于湖广是产木之地,所以明朝的海船制造主要位于湖北的清江、卫河。

如果要将朝廷的海运计划坚持实践下去,那么湖广百姓必将承担朝廷繁重的海运料派,以及船厂造船的巨大负担。

而这却是张居正不愿看到的。

朱翊钧明白张诚为何要提起胶莱河之争。

不单是因为张诚是靠“倒张”而获得皇帝信任的,而是他想告诉皇帝,海运和漕运的关键从来不是它二者利国利民的实际效果,而是取决于朝中官员政治利益的博弈结果。

即使是当年如日中天的张居正,也会对自己的家乡有私心,也会利用海运为自己谋利,也会利用政策路线打击政敌。

张居正尚且如此,何况朝堂诸公?

朝臣们宁愿推荐一个或许会使皇帝不太高兴的潘季驯,也不愿再提海运之事,本身就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态度。

“朕当然记得。”

朱翊钧掠了张诚一眼,

“不过现在‘张党’已清,倘或朝中再有海运之议,想来也不会如先帝在时,有那般诸多议论了。”

张诚回看了朱翊钧一眼,小心应道,

“奴婢以为不然。”

朱翊钧问道,

“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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