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因此，到了崇祯年间，大明朝上上下下，除了个别人之外，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都是不想打仗的。

这一点，崇祯年间的大明军队跟当时的清虏八旗相比，确实笼罩着一层末世衰败的气象。

一边是畏手畏脚，胆小如鼠，另一边则是野心勃勃，极其好战。

双方的巨大差别，从彼此的军事制度上，就能鲜明体现出来。

当然了，战备毕竟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即使在这个时代占有一定对比优势的清虏八旗制度之下，想要完成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准备工作，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从黄台吉定下御驾亲征决心的第二天开始，盛京城内两黄旗的备战事务，整整持续了十天才完成。

到了十月初二这天午时，黄台吉头戴黑色貂鼠暖帽，身穿黑色貂裘大氅，乘坐由十六个镶黄旗巴牙喇抬行的肩舆轿子，亲率盛京文武大臣，出大东门誓师出征。

这天的誓师出征，也是黄台吉本人时隔一年再次出现在大庭广众与数万八旗将士面前。

虽然黄台吉在诸多巴牙喇环卫的肩舆之上并未下地，而且也没有亲自诵读誓师出征的祭告文书，但是黄台吉的公开露面还是赢得了在场数万两黄旗将士山呼海啸般的欢呼。

为了撑起这次御驾亲征，黄台吉征集了两黄旗大部分的旗丁、披甲人与两黄旗汉军各牛录，以及两红旗与正蓝旗旗下的部分汉军重炮牛录。

林林总总加起来，一共凑足了五万多人马，还有可以携行东征的四十二门重炮以及多年缴获积攒下来的大量弹药。

其中，正黄旗从征的满蒙汉满编牛录，有七十三个，共计两万一千九百旗丁披甲人。

镶黄旗从征的满蒙汉满编牛录，有七十一个，共计两万一千三百旗丁披甲人。

两红旗旗下的诸汉军牛录与正蓝旗旗下所剩不多的满编汉军重炮牛录，一共征集了三十一个，共计九千三百人。

这五万多人，也是黄台吉能够从盛京城内外征集到的几乎所有青壮兵马了。

当然了，这倒不是说黄台吉没有能力征集更多兵马，而是说在保证盛京城安全的前提下，他可以动用的人马有这些。

黄台吉亲自领有的两黄旗与正蓝旗，实力一直是八旗之中最为强大的几个。

尤其是两黄旗，麾下的各种牛录非常多，即使经过了崇祯十二年残酷的松山攻防战之后，如今的正黄旗仍有八十九个牛录，而镶黄旗也仍有八十个四个牛录。

即使不算正蓝旗，光是黄台吉亲领的两黄旗牛录数量，就已经是八旗当中实力最大的一股了。

如果再算上正蓝旗的几十个牛录，再算上八旗汉军里面三顺王以及那些听命于黄台吉的汉军固山额真们指挥的牛录数量，黄台吉可以调动的牛录数量，远远超过了整个八旗所有兵力的一半以上。

就此而言，黄台吉对大清国的掌控，仍然是强有力的。

这也是为什么多尔衮在去年黄台吉军中昏厥的时候以及这个年初黄台吉病重的时候，最终没敢动手的根本原因。

并不是多尔衮不想取代黄台吉，而是多尔衮兄弟两人的实力，尚不允许他去冒那样的风险。

一旦两黄旗死忠于黄台吉的话，那么仅凭多尔衮和阿济格的两白旗是不可能获胜的。

当然了，黄台吉本人也是十分谨慎的。

尽管他领有的上三旗是八旗之中最强大的一股力量，但是对于这次率军亲征，离开盛京城，他仍然小心翼翼。

他不仅留下了正蓝旗在盛京城听命，而且也并没有把两黄旗能够调集的兵力全部带走，而是留下了正黄旗的十六个牛录和镶黄旗的十三个牛录，叫他们与正蓝旗一起留守盛京。

毕竟盛京城这样的重地，他不可能完全撒手不管，必须留足了可靠的人马，他才能够放心地离开。

就这样，在各种算计之下，大明崇祯十三年十月初二日，也即清虏崇德五年十月初二日正午，黄台吉率领大批文武大臣在盛京大东门外誓师完毕，随即浩荡东去了。

而同一时间，早就听闻了镇江堡丢失消息的多罗睿郡王多尔衮，也在接到黄台吉的旨意数日之后，终于下决心率领主力兵马撤出了重建完毕的熊岳城，浩荡北返盖州城去了。

与此相应的是，一直带着金海北路人马乘船游荡在盖州与熊岳海岸附近的吕品奇等人，在听闻多尔衮率军撤回盖州城后，也果断结束了海上的飘荡。

十月初四，吕品奇、钟令先率领陆师回了复州城，胡长海、高成友则率领水师回了长兴岛与北汛口驻地。

此时袁进从镇江堡带回来的消息，已经传遍了金海镇辖内的各城。

一时间，辽南战火悄然止息，而清虏各方与金海镇上下的目光，全都盯在了鸭绿江口方向的镇江堡城上，新的更大规模的战火即将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