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他们成为合作伙伴,今后自己想要干掉哈迪,那肯定就办不到了,而自己在黑手党委员会的话语权也会大大削弱。
不行。
必须阻止他!
巴西尼拿起电话,给塔塔基利亚家族族长菲利普打过去,向他陈述了这里面的利害关系。
“我肯定不会投资那个哈迪的产业,听说哈迪大酒店一年能轻松赚到二三千万,要是当初不把火烈鸟的股份给柯里昂,咱们也能轻松赚到一大笔钱。”菲利普道。
巴西尼听出菲利普话里有一丝丝抱怨,当初可是他主张同意用股份换柯里昂势力支持毒品生意的。
“咱们就眼睁睁看着哈迪在拉斯维加斯大赚特赚吗?”菲利普道。
“我有个想法,咱们也拉拢一些人,在拉斯维加斯投资建设一座大赌场,照样可以赚钱。”巴西尼道。
菲利普一听来了兴趣。
“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不过恐怕需要不小投资。”
“那就多找些人。”
放下电话巴西尼又给史特拉奇家族族长科洛博打过去,两人交流了半个小时,科洛博也同意建设一家新赌场。
这三家就是原本购买火烈鸟赌场股份的三家,平日巴西尼和他们的关系最近,形成利益联盟。
最后巴西尼给库尼奥家族族长提里奥库尼奥打过去电话,和对方说了自己的想法后,库尼奥道:“这件事情我听赌场管事汇报了,不知道你看没看过拉斯维加斯电视台?”
“看过。”巴西尼道。
他也是因为好奇,和关注对手动向才看的拉斯维加斯电视台。
“我觉得哈迪赌场的成功,有一大半原因归功于拉斯维加斯电视台的宣传作用,还有开奖活动,如果没有电视台,就算再开一家赌场也没法成功。”
巴西尼听的眉头皱起。
想想好像确实是这个道理,哈迪赌场的成功,主要归功于电视台,赌场只是一方面。
没有电视台的支持,新赌场绝对发展不起来,有可能这笔投资还会赔钱。
而哈迪却可以成功,因为现在全美最大的ABC电视台是他开的,别人可没能力随便弄一家全国性的电视台出来。
当然,
可以与其他两家电视台合作,硬生生插进拉斯维加斯,抢哈迪的生意。
可那样的话,就相当于直接撕破脸皮。
哈迪可不是什么谦谦君子、懦懦良人,估计你的电视台第一天建成,第二天就会发生爆炸案,连大楼都给你炸塌了。
来硬的他们还真干不过哈迪。
洛杉矶黑帮受他控制,实力比五大家族单独任何一个家族都强。
HD安保在这一年里疯狂扩张,现在人数已经达到了恐怖的2500人,这些人就相当于哈迪的私军,洛杉矶、旧金山、拉斯维加斯全在HD安保的势力范围。
纽约现在也开了HD安保分公司,现在规模不大,只有二百多人,承接几家银行的业务,巴西尼坐车外出时,还看到过标有HD安保字样的押运车。
可他随时可以往纽约增兵。
想了一圈巴西尼发现,好像就算他们投资建设新赌场,也未必能成功。
想在拉斯维加斯赚钱,只能与哈迪合作。
这种感觉让巴西尼很难受。
巴西尼有些生气的说道:“库尼奥,这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如果黑手党家族都投资哈迪的新赌场,你想想今后其他家族还会对付他吗,别忘了哈迪死柯里昂的盟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库尼奥道:“我会好好想想的,咱们就聊到这里吧。”
挂断电话,库尼奥眯着眼睛看向墙上一幅画,这是法国画家泰奥多尔·居丹1827年的一副名画,内容讲述大海啸来临,帆船即将在狂风暴雨的海浪中倾复,人们纷纷逃离帆船,乘上救生船逃命,狂涛汹涌,人们在暴风中挣扎。
他和柯里昂家族,并没有什么仇怨,之前一起联合三家攻击柯里昂家族,为的是毒品生意,为的是利益。
既然现在巴西尼给不了自己利益,而在拉斯维加斯,有大笔的利益向自己招手,选择谁对库尼奥来说,并没有什么难抉择的。
他想了想拿起电话,给老教父维托柯里昂打过去。
“维托,我是库尼奥。”库尼奥笑着打招呼。
“我听出来了库尼奥,你可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以前你可是总约我去喝一杯。”老教父笑着道。
“这个周末有时间吗,我们去我乡下的庄园打猎郊游。”库尼奥邀请道。
“好啊,好久没出去活动了。”老教父一口答应。
“维托,我听说拉斯维加斯的哈迪,想要建设一座新大型赌场,投资一个亿,你们柯里昂家族有什么想法,准备投资吗?”库尼奥问出正题。
老教父呵呵一笑,“当然会投资,我相信这会是一笔赚钱的生意,既然知道赚钱为什么不投资,你知道我在哈迪大酒店有股份,现在每年可以给我带来千万美元的合法收益。”
老教父说到‘合法’这个词时特意加重语气。
要知道合法收益和非法收益,差别非常大,尤其是在一个金融监管非常严格的国家。
“你准备投资多少?”库尼奥问道。
“这要看哈迪的意思了,我肯定想多投钱,就怕哈迪不愿意,要知道这次生意可能会涉及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股东,你占的股份太多别人就没有了。”老教父道。
一个亿投资。
这些家族能拿出一千万的可不多,能拿出五百万就算不错,那也只占5%股份。
库尼奥停顿了一下,道:“维托,刚刚巴西尼给我打电话了,......”然后库尼奥把巴西尼和他说过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老教父。
“A country does not have permanent friends, only permanent interests.“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是十九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一句名言,也是英国外交的立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