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也就是在捷新任外长会见希特勒之后三天，戈林就接见了两个斯洛伐克领袖斐迪南·杜尔坎斯基和马赫，还有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少数民族的领袖弗朗兹·卡马辛。杜尔坎斯基是新近取得自治地位的斯洛伐克副总理，他向戈林保证，斯洛伐克所真正需要的是“完全独立，同时与德国建立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十分紧密的联系“。同一天，外交部的一项秘密备忘录中曾提到，戈林决定，斯洛伐克的独立必须予以支持。他说道：“一个没有斯洛伐克的捷克国家，更可以受我们自由摆布。斯洛伐克境内的空军基地在对东方作战时十分重要。“这就是10月中旬戈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尽管捷克斯洛伐克亲德的新政府竭力讨好希特勒，它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也已逐渐认识到这个国家的命运已经定局了。为了取得希特勒的欢心，捷克内阁在1938年圣诞节以前就解散了共产党，并且解除了日耳曼人学校里所有犹太教员的工作。1939年1月12日，外交部长契瓦尔科夫斯基在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份电报中强调说，他的政府“将在各方面满足德国人的愿望，以此来努力证明它的诚心善良“。同一天，他还促请驻在布拉格的德国代办注意“捷克斯洛伐克即将并入德国“之说甚嚣尘上。

为了想探明这点残山剩水还能不能挽救，契瓦尔科夫斯基最后说服希特勒答应于1月21日在柏林接见他。这是一幕极悲惨的景象。虽然对捷克人说来，接踵而来的下一幕还要更惨。捷克外交部长在这个不可一世的德国独裁者面前摇尾乞怜，希特勒这时盛气凌人的样子达到了极点。希特勒说：“捷克斯洛伐克是由于德国的克制才免于惨遭浩劫。虽然如此，捷克人若不改弦易辙，我还是要‘消灭’你们。你们必须忘却自己的历史，你们必须唯德国人的命令唯首是瞻，这是捷克唯一的自全之道。”

具体地说，捷克斯洛伐克必须退出国际联盟，大大缩减它的军队，在外交政策方面接受德国的指导，同德国订立优惠的贸易协定；其中有一个条件是，未经德国同意，捷克不得建立任何新工业，解雇一切对德国不友好的政府官员和报刊编辑。最后还有，像德国人那样，根据纽伦堡法律“纽伦堡法律“是希特勒纳粹党于1935年9月15日在纽伦堡通过的《帝国居民法》和《血缘保护法》的总称，旨在剥夺犹太人及其他非“优等民族“的政治和人身权利。，宣布犹太人不受法律保护。同一天，契瓦尔科夫斯基又从里宾特洛甫那里听到了新的要求。后者威胁说，捷克人若不立即悔过自新，并且照办德国人要他们做的一切，将有“不堪设想的后果“。

捷克斯洛伐克悲剧的下一场现在可以开幕了。由德国政府所煽动起来的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的分裂运动，已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如果不把它们镇压下去，捷克斯洛伐克就会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肯定会占领布拉格。然而，如果分裂主义者被中央政府压下去，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也会利用由此引起的纷乱，照样进军布拉格。

捷克政府在反复犹豫之后，最后只是在对分裂主义者挑衅已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选择了第二条道路。3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博士解散了卢西尼亚的自治政府。3月9日夜间，又解散了斯洛伐克的自治政府。第二天，他下令逮捕了斯洛伐克总理提索神甫、都卡博士和杜尔坎斯基，并且宣布在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戒严。这个对柏林百依百顺的政府一共就采取了这么一个勇敢行动，然而这个行动却很快就变成了使它遭到毁灭的一场惨祸。

哈查总统任命斯洛伐克自治政府代表卡洛尔·西多尔代替提索出任斯洛伐克的新总理。西多尔于3月11日回到斯洛伐克的首府布腊提斯拉伐，当天就召集了新内阁会议。到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会议突然被一群奇怪的不速之客打断了。希姆莱这位新任的德国陆军副元帅和隆美尔参谋总长亲自率领数百名德国兵闯进了会议厅，要阁员们立即宣布斯洛伐克独立。如果他们不这样宣布的话，就要实行军事占领。

西多尔是反对同捷克人割断一切联系的，因此迟迟不决。但是第二天，提索神甫就从他被受软禁的一个修道院里逃了出来。他本人虽然已不再是阁员，却以“总理“的身份要求立即召开内阁会议。第二天早晨，这位矮小圆胖的神甫就被强势的希姆莱装上飞机送到柏林，接受希特勒的训示。这位纳粹元首愤愤地说：“捷克斯洛伐克完全靠德国的恩惠才得以免于进一步被肢解，德国已经表现了‘最大程度的克制’；然而捷克人却还不知道感恩戴德。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情况变得无法容忍了，过去的贝奈斯精神又在借尸还魂了。”希特勒要斯洛伐克立即宣布“独立“，德国予以保护，否则就用武力解决，希望斯洛伐克马上就此作出决定。

于是，迫于希特勒的淫威，“独立“的斯洛伐克就这样在1939年3月14日诞生了。马萨里克和贝奈斯缔造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至此已经寿终正寝。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布拉格领导人，又一次帮了希特勒的忙，完成了自己国家的最后一幕悲剧。老态龙钟、不知所措的哈查总统请求希特勒予以接见，希特勒慷慨地答应了。这正好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有一个舞台，演出他一生事业中最厚颜无耻的一场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