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规则，便没有了基本公正，在一个没有基本公正的社会里，你让百姓们怎么去遵循礼义廉耻？他们总要吃饭，希望获愕富足。但是在一个没有规则，基本公正得不到保障的社会里，你让他们如何公正地去谋取自己的财富？于是大家只能用各种低劣的手段去谋取了，因此，守法遵礼之人成了笑柄，钻营之人成了楷模，风俗便变得俗不可耐了
听到这里。大家都不由陷入了沉思。
,“所以，整肃风俗关键不是明礼。明礼只是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去做，只有正法纪。不是礼大于法。而是法大于礼。律法是人在世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而礼则是对律法的有效补充。德主刑辅这一套是绝对不行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我们不搞株连亲族。但是也不能容忍包庇和纵容犯法
刘浩然的这席话让众人不由为之震惊，自古以来，遵从孔圣人的儒学，中国历朝历代的思想是以德为主。在他们看来，既然能够遵德明礼，那么遵从律法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今天刘浩然却将法列在礼之上，这有点违背了孔圣之言吧。但是大家都知道刘浩然的脾气。而且对于他这种论调，孔圣人是不会出来反对的，至于他的秉承者是不是敢反对？那还得看看，儒学不是还有一个传统吗，那就是“发微穷理”。
在座的人结合刘浩然此前所言。已经明白了这位陛下的意思。前朝历代秉承德主刑辅，认为士大夫这些有德之人是不要遵守法律的。所以给予了他们特权。谁知道这些士大夫不是圣人，有了特权后便忘记了德，于是律法制度被尽数破坏。律法被破坏。规则也就随之荡然无存。没有规则，强者可以肆意争夺弱者的财富，将其变为奴役，于是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到这时，天下大乱也不远了。
,“在我心目中，律法的无情却是它最大的情！律法如水火，它不认人,只是履行规则。这个世界没有完全的公正。但是我们必须保证最基本的公正。如果没有基本的公正，那么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存在的基础和意义就没有了。律法最大的作用是告诉百姓们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了就必须付出相应代价。当百姓们知道哪些事情是做不的，那么自然会去调整自己日常的行为。做该做的事情。那么风俗便会为之而变。所以说，易风移俗最重要的是网正律法。律法不是讲弹性,而是讲刚性，刚性才能体现出律法的威严。保证它的公正性
刘浩然说了一番长论之后。喝了一口水后继续说道：“在保证律法的刚正之后，官府再去明礼则风俗会为之一变。沈尚贤说得好,这世上君子少。小人多
到这里，大家已经明白刘浩然的意思了，于是大家便就这个问题，又发表了一番各自的意见。虽然安然还强调明礼，但是也知道尊法的意思。不过他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陛下这不是重法轻儒吗？真要是照此执行，恐怕会引来众多非议。说不得一些儒生会以暴秦为例来反驳。不过上次历史大反思和大讨论。大明已经讨论出，暴秦之灭的确在于其法酷苛，而又不行于仁德。但是安然听了刘浩然今天这番话，又得出了
个的心一。那就是暴秦之法不是酷在其严。而是酷在其不公。 …
总结了一番后。刘浩然转向李道君道：“之明，我看你这篇报告中还有提及了许多其它问题，都说说吧
,“是的陛下。首先是东南人稠地少，就以乌庄为例，每户基本上都达不到大明每丁应授的田地，据臣统计，明历九年，乌庄每口授地仅为九亩，这还要包括种植棉麻桑等物的杂地。”
刘浩然不由皱眉，这得确是个大问题。大明是以田地亩数来收赋税的，田地少，人口相对多。则会造成“人均赋税不足”。只有人口和所占田地成合适的比例，才能保证最高的赋税。虽然这个时候大明以工商赋税为主、但是田赋的粮食如果年年下降，则会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毕竟很多商品不能当饭吃。
,“臣认为，湖广的多人少。而且这里富庶不让东南。以灌子滩村为例，虽然山多。但是依然可以达到每口二十一亩地。臣从襄阳到长沙，发现汉江、洞庭湖、湘江、沉江等地区依然有大片的荒地。”
李道君的意思刘浩然明白了，那就是大力向湖广移民。刘浩然手里也有相应的数据。大江南北人口与田地比例非常不均匀，江北诸省，两河河南、河北人口适中。山西人口密度最大，陕西人口密度最稀；在江南，福建、两广、安徽人口密度适中，江苏、淅江人口密度最大，而湖广人口最稀。
所以刘浩然与内阁几经商议，确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刮中，人口密度适中的省份就继续保持，人口密度多的就大肆向人其密度稀的地区迁移。江北，东北是一个迁移重点，陕西、甘肃由于水土保持的国策，将不会有太多的举动；而在江南，以江淅之民填湖广将是未来数年的重点。
而这种迁移的手段一是他乡授地，二是军队屯居。他乡授地就不用说了，军队屯居则是大明常备、守备军都是异地服役，退伍之后一般都鼓励在驻地退伍居住。或者是指定优惠政策地区鼓励前往他地居住。其他迁居的形式有文人游历四方，商人他地经营，工人异乡为工。不过这牵涉一个问题，那就是户籍问题。
大明虽然对户籍控制非常严厉，但是有两个好处，一是不固定籍业，也就是说户籍一栏虽然有从事何种职业，但是绝不会强制百姓们就此从事这一固定职业，而且子承父业。籍业随时可以变更，而且妾更非常容易。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一旦籍业改变。所受的社会福利待遇就会改变。
第二个好处是不拘你迁移或游历。你只要拿着“身份证”就可以游历大明诸地，至于你是不是有生计，家里的地是不是有人。官府不管，他届时只管照章收赋税就行了。不过这还是有一些约束，例如你住旅馆、乘船坐车需要登记你的“身份证”而在城镇乡村，巡捕随时可以检查你的“身份证”如果是假证或是你是个通辑犯，那就”
户籍从理论上也是可以迁移的，而且非常方便，不过这里牵涉到很多问题，例如你是商人。在老家有老婆孩子，届时你一个人迁移到了新地，老家的户主和户籍如何改变，如果你在新地又纳了一房小妾，新户籍如何更变，老户籍如何更变，都有很详细的明文规定，反正实际操作比较麻烦
所以很多商人文人游历经商到了新地，所以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不方便的话干脆不迁户籍。只要到当地所在地的内政局备个案。告知自己将在这里常居就行了。因为与大明百姓密切相关的医疗保障执行的是一个标准，只要你是大明国民，无论在苏州，还是在贵州镇远，只要是普通诊治，都只需掏药费。区别只是医疗水平的高低。
“陛下，诸位大人。臣发现的第二问题就是地方官府三权分立，开始出现互彼此擎制。互相推谭的事情。臣在湖北、江西、淅江就碰到好几次类似的事件，甚至出现了议而不决，众人有责却无责的情况
听到这里，刘浩然不由头有点大。当初他进行三权分立，行政合议制，一走出于消除地方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监管和中央掌控，所以将地方的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一分为三，由三个机构负责，二是防止一人擅权，不敢承担责任。所以出现合议制。即可以防止一人擅权，又能以“集体领导。的形式“集体承担责任”避免一个人怕承担责任而不敢决断的情况。
但是任何事情有利就有弊，现在地方绝对不会出现割据一方的局面，也不会出现地方权臣。但是自然也会出现“踢皮球责不归众”等问题，地方上就跟中枢一样。官员之间也会有矛盾，日渐时久，他们就会把这种矛盾带到工作上去，只要你提议和坚持的，我就反对，而且是拉党结派地反对。就是不让你的提议在和议会上通过。出了问题怕啥，反正是“集体决议。”要追责大家一起被追责，我就不信你将所有的人都换了。
“明确职责。每个人的日常职责划分清楚，合议只是决定重大的事情，不是鸡毛菲皮的事情都要拿来合议。你们好好讨论一下，各省也要好好讨论一下，然后再让内阁完善刘浩然思量了一会说道，
“任何东西都有利也有弊。我们要做的就是发挥它的长处，避免它的短
再细细讨论了其它几个问题，今天的会议就算结束了。接下来一天，刘浩然分别找安然、叶崇敬、徐茂诚个别谈话，然后各自回任。第三日，刘浩然一行便启程向江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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